在乱收费的项目当中，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行业协会违法违规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二是依靠代行行政管理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三是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违法出具认定报告或出具虚假认定报告，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四是依据委托、授权的行政职能，强制购买指定产品或接受指定服务并收费。

　　而利用本身所承担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乱收费，是行业协会中最常见的一种收费方式，“有些协会要求乳品企业每年做鉴证和年审，一年就要收5万元，在生产的各个环节，本来已经有政府部门在管了，协会又多伸了一道手。”王丁棉说。

　　在“收”之乱的同时，“支”之乱也是行业协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在这方面，早前爆发的“牙防组”事件便是最典型的案例，完全违反了民政部关于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组织的规定。

　　在新疆去年的整治活动之中，就发现学会、协会大都设立单独的账户，账面资金多的达到上千万元，把学会、协会财务变成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金库”。在青岛市的整治中，发现十余个财务、办公场所与行政机关合一的行业协会，账户、财务与政府机关混杂不分、合署办公。

　　“在乳品行业的协会中，常有企业每年赞助几十万元，但这些赞助费成为‘账外账’，有的协会还自己开办公司。”有着20多年协会工作经验的四川省乳品协会会长、西部乳业发展协作会秘书长魏荣禄对记者说。

　　而北京正大会计师事务所一位负责行业协会财务审计的会计师则告诉记者：“目前在审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大的一级行业协会原先都是从部委里延伸出来的，目前在财务分开上做得不是很完善。”从国家审计署多年来对全国性行业协会的审计中不难发现，行业协会变相充当部委“小金库”的现象非常突出，而多年来整改收效甚微，几乎历年的审计报告都会提及，成了老问题年年讲！

　　乱象根源在政府

　　事实上，行业协会的乱收费现象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其“二政府”的半官半商身份，那些脱钩于行政部门的行业协会虽然具备了天生的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但由于“审核多、服务少”导致社会合法性并不受大多数企业的认同，这导致会员少、经费没有保障。“由于政府揽了很多本应该属于行业协会的事情，所以它们没有多少服务空间，不足以吸引会员。”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办公室的一位人士称。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怪圈，一方面，企业抱怨协会的“官方”色彩太浓，另一方面，协会则抱怨所拥有的行业管理权力太少。

　　温州的商会曾被著名学者吴敬琏称之为“真正的民间商会”，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曾对温州商会进行过长时间的调研，他发现这些商会普遍认为政府的赋权太少，商会本可以发挥更强的行业内部管理功能，诸如质量评估、鉴定等等。

　　“现在有一部分商会变成同乡会，联谊会，俱乐部，行业管理功能得不到提升。”陈剩勇对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政府该放的权不放，绝对不利于市场经济中自生的行业协会成长。

　　而正是行业协会本身拥有的管理职能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社团管理是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行政体系的延长，尤其是大量社团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取决于对单位资源的利用，形成了类似行政部门的“权力寻租”。

　　“日本行业协会淡化政府色彩、强调制度监督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每3年对整个协会进行全面检查，而且服务性创收收入不能占到协会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国务院国资委上述人士认为这才是行业协会真正的方向。

　　“目前的情况是真正的民间商会会削弱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政府既要控制违规又不愿赋予他们权力，导致整治多年但成效甚微。”陈剩勇认为行业协会未来自治、自管，政府应充分放权，让利。

　　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主任陈国卫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认为政府应提出规则、定下规矩，明确政府做哪些、不做哪些，协会做哪些、不做哪些，给协会空间。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魏荣禄参与创办的西部乳业发展协作会是一个纯民间自发的行业组织，但他烦恼的是，协作会无法获得民政部的注册通过，现在注册新协会越来越难了。这也是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普遍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以公司注册形式存在，而作为公司，又势必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当下对于纯民间组织的新协会而言，审查条件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才有资格获得登记管理机关（即民政部门）的申请批准。如此严格的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审查制度，足以使得行业协会的社会合法性难以真正发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