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底，我所在的单位开展了一次“追薪行动”。追薪方式是当外来务工者在企业打工，被老板拖欠工资遇到困难时，只要拨打报社的热线，记者将陪同当事人一起赶到实地，核实事情，最终联合劳动监督部门帮民工追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民工来说，这项活动无异于寒冬中的一捧火，让他们在无助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而我个人以为，这样的活动最大的利处就是减少违法现象，试想，一个人辛苦了一年，最终却拿不回血汗钱，倘若求助无门，很难保证他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事。

　　作为追薪小组成员之一的我，第一次遇到的是四个十七八岁的江苏人。他们在娄桥一家私人眼镜作坊打工，老板拖欠了他们两个月的工资共800块钱。听完投诉，我担心他们想不开，会去干些违法的事情，因为当时类似事情很多。我想他们真要是这样做，非但帮不了自己，反而害了自己。所以很直接地劝他们一定要记得，穷人也要有自己的尊严，千万要理智，不要一时冲动，后果不堪设想。

　　连续两天我都没能在娄桥那家眼镜作坊里遇到那个老板，那家简易棚屋作坊里面除一点家什，空无一人。由于无法遇见老板，四个年轻人的事自然就无法解决，我就将此事搁浅起来。四天后的一个早上，四个人又找到了我。为首的一个说，你还是帮帮我们吧。这几天，我们都在靠捡破烂过生活。本想讨不回工资，就和老板拼个鱼死网破。可想起你的话，我们觉得自己虽然是穷人，没有势力，但应该用正当的方式讨回自己的钱。我们如今实在熬不住了啊。我劝走四个人，决意亲自再去趟眼镜厂，再去努力一下，我真担心四个人无法坚持到底，逼急了会走上歧路。

　　那天中午，我终于在眼镜作坊前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女子，她正抱着一个小女孩在棚屋门口玩耍，见我过来，警觉地起身挡在门口。我报出老板的名字，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我让进了门。

　　屋里的床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男子，脸色苍白，看上去极度虚弱。我说明情况。男子犹豫了片刻告诉我，让四个人晚上来拿钱。我说也好，否则这事被报纸一刊登，对你们极为不利，老板是人，工人也是人，克扣工人的工资，本身就违法，你早该把钱给工人了。男人张张嘴欲言又止。

　　后来，我到离棚屋不远的公交站头候车，那女的抱着孩子追了上来，她用四川话说，记者同志，我们不是故意不给他们钱的啊，我们也是遇到了麻烦。她说这话时，回了一下头，见男子正站在棚屋门口朝她摆手，于是又缩回了话，低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有钱人是永远都不知道穷人的心里事。这话像锤子一样重重敲在了我心上。

　　当天下午我就打通了四个年轻人的电话，让他们去领钱。但是两天后的晚上四个人又来了，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找到我，神色有些黯然和我告别，说他们要坐晚上的火车回江苏老家。我沉浸在成功帮助他们的喜悦当中。问他们，钱都拿到了吧，他们点头，但是很快又摇头。我不解。其中一个掏出八百块钱递给我：“我们家里人把钱打到卡上了，这钱，我们想麻烦你还给那老板。”我说为什么？他们吞吞吐吐，其中一个说：“记者同志，不要把我们穷人想得太坏，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人，也懂法，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走投无路就去偷就去抢的人。”我想起，第一次看见他们时说的话，脸上一阵羞红。

　　第二天中午，我赶到眼镜厂还钱，男子不在，女的依然抱着个孩子。面对四个工人还回来的八百块，她没接，却早已泪流满面。她告诉我，他们夫妻俩开的这个眼镜作坊因为合作对方拖欠货款，前不久刚垮掉，夫妻俩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也曾打算悄悄溜回四川老家，可又担心四个年轻人领不到工资，去偷去抢，好好的人就给毁了，人再没钱也不能造这个孽。丈夫变卖了作坊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最终还是没能凑够八百块钱，丈夫心里急想到了去卖血。我去的那天，他是短短几天里连续第二次卖血回来，头晕，一直躺在床上。

　　“我们虽然穷，但是绝没想过去扣人家的钱，我们穷人的法律就在心里，什么时候都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你千万不要曝光我们啊。”女子恳切地望着我。这个时候，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苏康宝(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