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的一生

　　1928年我和胡公冕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结婚，至1979年胡公冕逝世。50多年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胡公冕传奇坎坷的一生中，有许多可写可述的革命经历。1936年，我流亡南洋归国后，是胡公冕革命活动的亲历者、见证者。我想在有生之年趁自己头脑尚清楚之际，将一些真实的历史披露出来，既供史学家研究参考，也作为对胡公冕的一种怀念。

　　为共同抗日而奔走

　　1936年，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的背景下，经党和各方力量营救，胡公冕被无条件释放（任红十三军军长时，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我们在西安会合。

　　此前西安事变已发生。周恩来在西安见到了出狱后的胡公冕，非常高兴。他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胡公冕在国民党上层建立了人脉关系。他要胡公冕尽快乘飞机去奉化找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蒋介石等问题。胡公冕正要启程时，获知蒋方已有人来潼关就没有去。而当时，胡宗南“剿共”部队正陈兵甘肃固原县黑城镇一带（今属宁夏），虎视眈眈。如果他接到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命令攻打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又急命胡公冕速去胡宗南处，阻止他行动。

　　胡公冕带了周恩来和杨虎城分别写的亲笔信去了甘肃固原。胡公冕向胡宗南指出，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分析了如攻打西安，后果十分严重，他也将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经过胡公冕晓以大义进行劝阻，胡宗南的军队没有东犯。因为陕西凤翔还有胡宗南一部分军队，胡公冕又二次奉命到凤翔做工作。此后，胡公冕接受周恩来指示，深入到西北军和东北军中做工作，还去了西京招待所和新城，同关在那里的蒋方人员谈话，要他们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说：“中国正被日本侵略蹂躏之时，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

　　西安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起到重大作用。胡公冕执行党的指示，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阻力很大。蒋介石口头答应的一些条件并未兑现，事变后仍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1937年初，胡公冕根据周恩来指示，又去了南京，做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1937年上半年，胡公冕基本上来往于南京、上海、西安三地，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1937年5月曾在陕西三原受到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接见。

　　当“平凉专员”的真相

　　大约在1937年三四月，国民党发展胡公冕为甘肃平凉专员。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但此前，蒋鼎文（黄埔一期）曾要胡公冕接任西安行营第三厅厅长，被他严词拒绝。国民党让胡公冕当平凉专员的具体背景我们一直不知道。最近看到《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情报英雄熊向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说是胡宗南的安排。该书还写道：“胡宗南这个人关系很复杂……比如胡公冕，他是中共党员。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他与胡公冕关系很好……周恩来当时称胡宗南是黄埔先进。当时就是没有加入共产党就是了。”

　　当国民党的甘肃平凉专员，胡公冕开始也是拒绝的，潘汉年知道后动员他去（潘当时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人称“周公馆”的主任。1955年因“内奸”被逮捕判刑，1977年去世，1982年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潘说：“平凉是交通要地，你去那里对抗日统一战线、对党的工作有利……”在潘汉年一再劝说下，胡公冕考虑到，既然如此安排，应以大局为重，于是大约在1937年6月下旬去了甘肃。我是在上海生了大女儿后才去甘肃的。我记得，我的路费还是“周公馆”给的。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甘肃省政府主席换成了最反动的C.C头子谷正伦，他对胡公冕进行排挤打击，于是胡公冕辞职。

　　潘汉年动员胡公冕去平凉，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有关。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甚至提出“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芦沟桥事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前，党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要求白区工作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各方面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允许非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记得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潘汉年动员胡公冕，实际上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胡公冕也是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去工作。

　　胡公冕从大局出发去甘肃平凉，占据了那个“专员”位置，在此期间，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通讯器材及药品等重要物资，从新疆经平凉运往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伤员也得以安全过境。胡公冕利用有利地位还做了其他一些抗日救国的工作，并与肖克同志保持联系。在西安时，胡公冕利用与胡宗南的关系，为周恩来、邓颖超在西安安全过境以及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并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国务院领导在胡公冕骨灰安放仪式（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四室）悼词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做了许多抗日救国和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同时和党保持联系。”

　　早期经历打下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胡公冕又做了许多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1947年还以黄埔军校师生关系，策动在南京、上海的永嘉籍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合斗走残害浙南人民的括苍区绥靖处少将吴万玉。

　　追根溯源，西安事变时，为什么周恩来派胡公冕去胡宗南处做工作？胡公冕在解放战争时为什么能做许多策反工作？这一切与胡公冕的早期经历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历有关。

　　胡公冕生于永嘉楠溪五■村一个贫苦农家。他从小就痛恨阶级压迫，热爱劳动人民。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军，曾在革命军“模范团”当连长（团长是蒋介石）。南北议和后，他到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当体育教员，五四运动期间成为该校学潮的指挥者之一。怀着朴素的革命理想，胡公冕1921年10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参加了共产党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受到列宁接见。1923年9月，胡公冕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随后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参加了筹备黄埔军校的工作。

　　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孙中山虽指定蒋介石任军校筹委会委员长，但蒋走马上任十几天后却向孙中山先生提出辞职，因此廖仲恺成为筹备工作实际负责人。廖当时是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胡公冕曾对我说：“筹备黄埔军校，廖仲恺起的作用最大。”当时廖仲恺让胡公冕跟他一起工作。军校筹办期间，武器奇缺，资金十分困难。他们为办学所需经费东奔西走，不得不到当时驻扎在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分别是云南、广西军阀，把持广州的税收）处筹措。杨、刘每晚都抽鸦片到很晚，廖、胡两人只好等候至深夜，再和他们谈经费问题。

　　廖仲恺筹备黄埔军校为什么找胡公冕任助手？看中的是胡公冕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优点。查阅当时国、共两党上层及黄埔军校领导和教官的履历，或有留日、留法、留德的经历；或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出身；或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文化水准者。胡公冕既无学历、靠自学得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却能立足于黄埔军校，除了他的革命精神外，很重要的是他作风正派、能埋头苦干。

　　1925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胡公冕先后担任卫兵长、教导团营长、团党代表、政治科学生大队大队长。他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长、副官处长、国民革命军团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公冕是浙江省通缉的第二名共产党人。

　　由以上所述可知：早在1911年胡公冕就与蒋介石有上下级关系，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历，他认识国民党左、右派一些上层人士。又由于参加筹备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军校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期至四期），而且黄埔一期的浙江考生是他去浙江招生的，因此他与出身黄埔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胡宗南、宣铁吾等都有师生之谊。胡公冕正是利用了他在国民党上层的人脉关系，在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做隐蔽工作。

　　西安事变期间，胡公冕做胡宗南的工作，也是利用他们之间有旧部属关系。胡宗南在孝丰高小时他们就认识。1924年，胡宗南投考黄埔一期是备取生，胡公冕曾助他进黄埔军校，东征时又提拔他当副营长。胡公冕在龙烟洞受伤后让他代理营长，后来又保他当团长。早期，胡公冕一直争取胡宗南成为革命者，但随着胡宗南地位上升，他变得愈来愈反动。

　　无怨无悔追求真理

　　1949年，胡公冕再次受命赴西北前线对胡宗南部进行策反、瓦解工作。此时他已61岁，工作非常危险、紧张，他带病工作，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此失眠的病痛一直折磨着他，不得不长期服用安眠药。

　　解放后，重病在身的胡公冕被周恩来安排在国务院任参事（事前总理曾问他，愿做什么工作，他说自己有病，没有提要求），他一直以坦然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经历，从未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知道总理工作十分繁忙，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找总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给长子胡宣华的信中说：“你千万不要替我难受，我的思想永远是年轻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业比革命胜利、人民幸福更伟大的事业吗？我能见此局面已是万分幸福，所以我的感情和个性统统被革命事业和劳动人民融化在一起，是乐观的，愉快的。”

　　1964年，他又一次向党组织表达了回到党内的意愿，并写了《我的经历》（曾载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总第55期）。据我所知，当时的参事室领导曾将这份“自传”呈邓颖超同志进行核实，邓颖超同志给予充分肯定。但时值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已经开始。

　　1979年胡公冕病逝后，中共中央有关党组织根据他多次表达恢复党籍的愿望，对他进行了认真审查，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国务院领导在悼词中指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这是党对胡公冕追求真理的一生作出的明确肯定。

　　在胡公冕的影响下，我和子女对待他的革命经历的态度也是低调的，任一些历史真相被偏见所湮没。在胡公冕诞辰120周年之际，我觉得，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真实面貌，兹以这篇文章作为对胡公冕的怀念。

　　瓯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