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年代，国人与世隔绝，生活在“自力更生”的大围墙内。万一有谁看见了外国人，就像看见“西洋鸟儿”一样感到新鲜无比，必定奔走相告。有一天晚上，我挤在大人堆里去邻近公社看一个“红旗民兵团”演出革命文艺节目，竟然看到几个来自越南的“革命战士”上了台。尽管几个“老外”，在夜晚的汽油灯下，显得黑黑的，瘦瘦的，没有一点让人景仰的“派头”。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看见了外国人！”这个话题一直让四乡八镇兴奋了好几个月。

　　如今到温州打工，遇见“老外”已是见怪不怪了。在这里，真是一个“地球村”。你一天保不准可以撞见几个不同国籍的老外。因为我所在的集团公司有几条生产线来自德意志、法兰西、日本等国，所以，波浪头、长胡子、蓝眼睛、白皮肤等等的客人们便常来常往。我开始还担心与老外们怎样沟通呢，因为我对外语一窍不通，后来依样画葫芦学了个“哈罗”、“OK”、“3Q”，万一碰到紧急情况时抵挡一阵，胆子才稍微大了一些。然而，久而久之的交往，使我渐渐意识到原来的顾虑有点多余。

　　原来，这些老外都是很尊重我们的。他们跟你见面时，不要你先“哈罗”，就主动地向你微笑，向你摆摆手，表示很友好的样子。而且不少老外都会说几句简单的华语，比如“你浩(好)”。他们的微笑和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又让我们觉得很亲近了。有时候，我到工作现场去帮他们拍几张照片，他们都能在点头一笑之后积极配合。

　　跟我们共处的老外们都很能吃苦，不是养尊处优的那种“西洋鸟儿”。他们是带着自己公司的使命来的，不论是炎夏还是寒冬，只要规定的工作任务没完成，什么时候吃饭那就说不定。有时我们的工人吃完了饭，他们还在车间的玻璃房里忙碌着。工作餐也没什么讲究，青椒炒肉丝、油爆小青菜、虾米炒鸡蛋、凉拌黄瓜，外加一个西红柿蛋汤，他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再到工场去。不过晚上下班以后，要稍微潇洒一点。

　　去年炎夏的一个下午，我忽然听说从德国来的BOPA项目经理克雷曼斯先生要请我们吃晚饭，便欣然赴约。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克雷曼斯从头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经历了一场大忧大喜。

　　那天晚上，他同我方的工程师们一起去芭拉那咖啡厅喝咖啡，一晚上心情舒畅。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那钱包里有1800多元人民币，还有内存数万欧元的7张银行卡。更重要的是有他的护照和身份证。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丢了，他将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即使重新补办，也要等待很长时间。他心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把这个“不幸”告诉了我方的梁总。梁总一听也感到非同小可，马上四处联系，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到处问问。想不到竟然真的被问着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原来昨天晚上，他们离开芭拉那咖啡馆以后，服务员小曹就发现了丢失在沙发上的鼓鼓囊囊的钱包，当场交给了店长，而店长因钱包内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也正在焦急地等待失主。克雷曼斯虚惊一场，对在中国亲身遇到这种拾金不昧的真实故事感激不已。钱包、证件失而复得。道谢之余，他便要请我们几个中方好友再到芭拉那去共进晚餐。

　　落地式的茶色玻璃，千丝万缕的紫褐色丝线随意交织成的窗帷，把咖啡厅和车水马龙的街道隔离开来。小包厢内轻松的音乐，幽暗的灯光，装有宽带的液晶电脑显示器上的各类信息连接世界各地。大家谈笑风生。当讨论到喝什么酒的时候，老外“发扬民主”，征求意见。我说：“我是不能喝酒的，只能来点饮料。”谁知他却很认真地说：

　　“Please try a cup of Qingdao beer.”

　　我听不懂他前面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听清了最后两个有点儿生硬的字：“清倒——”。他说的是“青岛”，他是叫我喝青岛啤酒。由此，我便更加感到老外的爽直和真诚，赶紧欠身说了一句：“3Q！”

　　克雷曼斯愉快地点点头，给大家逐一斟上酒。开始了大忧过后的轻松畅饮。他不止一遍地要我们的翻译重复他对那位服务员的满意，他说他在中国南方能遇到这样的好人真是前生有幸。他表示这次将带着对中国友人的美好记忆回到德国，他还会带着美好的记忆再到中国来。

　　这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老外”。他们充满喜忧哀乐的感情世界与我们如此近似。其实，我们在他们心目中，也是“老外”。现代社会的互相融合和渗透，已经把人们的情感延伸到各自的国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