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与行会

　　行会都有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为共同的精神支柱。晋商的各行会多以关公为崇拜的偶像，因为关公身上体现了晋商 “仁、信、义”的精神，同时关公还是山西人。此外，各行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灵，比如牲畜行的马王，酒饭业的李白、杜康，铁业的太上老君，纸业的蔡伦，理发业的罗祖，油漆裱糊业的吴道子，修鞋业的孙膑，肉业的张飞，银业的金龙四大王等。各行的商人把这些崇拜的偶像作为相互联络、互助共济的精神纽带。
　　晋商的主业在清中期以后是以票号为主的金融业。当时金融业缺乏规范，同行之间的无序竞争、倾轧、欺诈等行为层出不断，加之货币体制混乱，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同时流通，而成色与兑换比率不统一，就给一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金融秩序混乱也给票号等金融机构带来风险。票号业的行会还要起到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风险的作用。于是，票号商人自发地组织了汇兑业同业行会，以自治、自律、自卫，协调管理票号业的经营活动。各票号的财东和大掌柜都是行会的成员 (称为帮董)，再从中选出管理行会各项事务的总董。行会通常每月定期聚会一次，岁始、端午、中秋三节有定期例会，及时协调、处理各种问题。
　　当时晋商票号的行会称为汇业公所或钱业公所，还是确定市场行息、头寸拆借和规定同业规划的机构。这就稳定了市场秩序，协调了各票号的行为。各票号都不能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见利忘义、坑害同行，而是同舟共济、利益均沾，风险共抵。平遥当年是票号业的中心，全国的51家票号中，43家在山西，而这43家中，22家在平遥。平遥的票号行会还制定了 “平遥钱业同业公会规则”。行会内虽无明文合约，但在行会的协调下实现了明确的分工，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由于数额大，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由实力较弱的钱庄银号办理，遇有资金发生困难的票号、钱庄、当铺等，则给予支持，各票号等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帮助。庚子之乱后，天津的票号就是靠行会中其他成员的帮助收回了贷款本息。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社会仍缺乏规范的制度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出于规范竞争行为、实现共存共荣，就会自发地组织成各种行会。这种行业就成为商人结 “帮”的纽带。无论是有官方背景的行会，还是民间自发的行会，对于中国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无官方背景的民间行会作用更显著。在研究商帮时，行会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形势下，如何发掘行会的积极作用，关注历史上的行会也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

　

来源：凤凰网责任编辑：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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