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康瑞在1985年斥资2300万美元与上海共青团合资建造上海城市酒店时，他被很多香港商人视作不可理喻。那是一个微妙的时刻，《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完毕，香港信心仍未回落，很多香港商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资产迁到海外，他们对于中国大陆一无所知。
这项大胆决定是罗康瑞事业真正崛起的开端。当时间来到2004年时，他已是中国最声誉卓著的香港商人之一。他在上海兴建的新天地项目是他庞大的瑞安集团的掌上明珠，并将他推向了世界舞台。当2001年的ＡＰＥＣ会议在上海召开时，各国政要排队预订他的餐馆。
在富人云集的香港社会，尽管罗康瑞的资产本身并非突出领先，但多年以来，他却是香港商界国际化的符号之一。他的开放的心态、流畅的表达与富有魅力的外形，使他成为被西方媒体引用率最高的商人之一。他也是香港事务最热心的参与者与发言人之一。身为亿万富翁罗鹰石之后，罗康瑞却在1971年以23岁之龄自行创业。在过去的30年中，他目睹并参与了香港商业世界的巨大变迁。他相信香港的商业思维必须进行根本的转变，它必须从过分追求短期效益转向更长远的目光，而新一代的商业巨人很可能从那些更富创意性的产业中崛起，而非过去的地产业。2004年6月19日，56岁的罗康瑞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这33年的从商历程。
起步与转变
问：1971年香港的商业世界是什么样子？
答：1967年，香港暴动，经济萧条，很多人移民离开。1971年，经济开始恢复，因为大家看到内地的文革不会到香港来。我父亲是做房地产的，到了70年代我也跟着做了这行。
问：当时您对自己的前途作何设想？
答：没有什么设想。我相信自己是有点能力的，我当时很年轻，觉得赚到一点钱之后就可以不做了，去享受算了，回澳大利亚去，那里的沙滩那么漂亮，为什么要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还没有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时就已经开始计划怎么继续做下去了，因为当时开始尝到了有一点成绩的快乐和满足感。于是就对自己说，我应该做得更好。
问：那这个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答：最吸引人的就是，你能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地位的人，接触到开发商、专业人士、工地工人……这些接触是全方位的，每个人对你都有不同的要求，每个人需要的对待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问：70年代的香港，整个商业环境都是英资的天下，这对当时的您有什么特别影响？
答：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因为当时你的公司那么小，还想不到那么宏观的东西，我每天需要想的就是怎样才能生存，或者是怎样拿到一个新的工程。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想过会做到今天这样。当时想的就是今天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明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到了80年代才开始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问：转变点是什么？
答：转变点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前期，即1982至1984年。当时我就对自己说，1997年我一定要留在香港。因为我在国外念过书，我自己是吃过苦头的。有些外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60年代的中国不像今天这样，今天中国人到外国去，人们都会说中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了。可那时还不是。
但是留在香港，仍然不知道内地到底改革得怎么样，开放得怎么样了，因为那段时间很多人都没有信心，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在1985年，我对自己说，我要到内地去投资，我要去亲身体会。
问：1985年您就开始在内地投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香港商业世界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吧？
答：他们是觉得，这个人太疯了，我们都准备移民，要走掉，他反而要到内地去投资。但我不是风吹哪边就倒哪边，我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目标。既然我已经决定了要留在香港，那我就一定要去充分了解内地到底是什么样。当时我的太太是很反对的，她说一定要移民，一定要拿外国的护照。但我说不必要，所以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外国护照。
问：那您现在回忆起来，从1971年到现在的三十三年时间里，香港社会最巅峰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答：其实就是80年代下半段、90年代初。最近十年来，内地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得更好了。这个也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问：香港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接受过很好的政治训练吗？
答：没有。因为在殖民地时代，香港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都是委任制度，也没有民主。但是经济发展比较好，所以很多人都很满足。回归以后，政治转型，经济也需要转型，正好又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一下子香港人就觉得前途暗淡。过去香港是中国大陆惟一的对外窗户和桥梁，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沿海城市，它们都有各自的吸引力，那香港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多香港人想不通。
问：那您想通了吗？
答：我想通了。我一直都想得通。我觉得，香港必定要面对全世界，面对全国。但是香港仅仅局限在珠三角的话，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因为珠三角太小了，没办法支撑香港的增长。一国两制也不是为珠三角啊。前几年，香港不断地说，香港是珠三角的龙头。你要当龙头，人家还不一定接受你。这就是说，内地的城市都在进步，我们香港却没有进步。香港人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那你怎么去适应这种变化？
香港在调整
问：香港最大的竞争力，是来自于它与内地不同的政体吗？
答：这只说对了一半，可能一半都没有。一国两制是香港的一个优势，但这不等于香港和内地是各自为政的。我们的经济已经一体化了。没有中国大陆，香港也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一国两制给了香港人很多的优惠待遇和条件，我们又算外资，又有国民待遇。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并不是空给香港的。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香港出了很多力，我觉得香港还可以继续为此作贡献。
问：从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作为一个港口，因转口贸易和制造业而繁荣，而且当时的香港人也非常勤奋，非常努力地工作。这些特质在今天似乎都在消失……
答：也不一定。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经济衰退是给香港打了一支清醒剂。现在要看到，很多香港人已经变得现实了，不会觉得做事赚钱是那么容易。这是好事。还有就是要看到，现在香港的传媒每天都会讨论，上海是不是会替代香港，上海什么时候超越香港。这些都在让香港人醒过来，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比内地人更能干、更优越。现在香港人是明白过来了，甚至多了一份恐惧感，这其实是好事。
问：比较一下各个国家地区和香港的差异，您觉得香港商人和香港商业世界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答：香港商人最特别之处，就是他们的灵活性。他们的市场触觉是很灵敏的，市场一转变，香港商人就会知道。香港人也很勤奋。所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是具备了一定条件的。但是一个地方一旦觉得自己了不起，就很容易衰退。
问：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答：弱点就是，香港人太爱走捷径。就是很短视，想很快就能赚钱，缺乏长远的视野。
问：我注意到，香港过去三四十年的繁荣，和地产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答：是，这对香港的经济有一定影响。过去几十年，房地产的发达，也支撑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过去是资产型经济，今天全世界都是知识型经济，香港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这些人自己也不懂，也需要调整。我们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父亲教导我们都是说，你一有钱了就买房地产。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整个社会都追逐房地产的时候，楼价就被推到了一个完全不合理的高度。
问：那您对此有什么建议？您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建议是有钱就去买楼。那现在呢？
答：既然全世界都在走知识经济的道路，那你就应该把更多的钱花在自己的大脑上。我来到内地发展，是靠我的大脑，是靠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来获得发展，不是靠资金。
问：但是我们看到，九七之后香港的很多知识经济的项目，如数码港（ＣｙｂｅｒＰｏｒｔ），都不是很成功。
答：那是因为它最终变成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它没有为香港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作出什么贡献。香港太看重资产，做什么都要说资产。这个社会需要一个过程来转变这种心态。香港的经济前景到底是怎么样的？虽然我很看好，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没看到出路，现在还在调整，政治也在调整。
问：这个调整估计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答：这个很难说。香港人要能尽快醒过来，那就很快，还是能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但是每过一年每过一天，这种机会就会减少一分，因为内地追得很快。现在我们加入了ＣＥＰＡ，2005年开放市场，那么香港的优势会不会多一些呢？ＣＥＰＡ给了香港三年的时间，这三年很重要。这三年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香港的优势每天都会减弱。
问：现在香港是不是在完成一次演进（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答：我觉得整个政治经济体系都在演进，过去这几年的经济衰退会促发政经方面的改变，但是重要的是人的脑筋有没有调整过来。脑筋没有调整过来，转变了制度也是没有用的。
问：回顾香港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华资超越英资的浪潮，不过他们都出现在房地产业。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还有可能产生新的华资巨贾吗？他们的立足点应该在哪里？
答：应该是在别的行业了。现在香港有两家做得非常好的非房地产企业。一家是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微型电脑制造商；另一家叫利丰，他们是做物流和供应链的。他们不做房地产一样做得非常好。香港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世界级规模的公司，但主要就是，需要将内地和香港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发展。我也有这样的信心，有一天瑞安也会成长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
问：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公司都跟瑞安一样，正在把资产向内地转移，那么香港最终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只聚集着总部的地方？
答：我希望香港还会是瑞安的总部。但是现在科技的发达为双总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未来是可以在香港和上海做一个双总部。但是香港一定要去维持自己的优势，否则连提供总部的优势也没有。
问：到底香港需要怎样一个新的商业哲学？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利丰和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答：这只不过是两个成功的例子。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瑞安也可以成为一个榜样：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家香港公司发展为一家在内地房地产业也有影响力的公司，规模可以增长得这么快、这么大。其他行业也可以的。我经常说，如果我今天刚刚开始，我也一定到内地来。
个人与公司
问：有没有什么人或者商业领袖令您非常敬佩，或者对您影响最大？
答：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父亲。管理方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汇丰银行。成功的企业家，我认识的人里面有李嘉诚。外国人里面，比如比尔·盖茨，比如ＩＢＭ。
问：刚才您提到汇丰，汇丰在管理方面怎样影响了你？
答：汇丰的员工进入公司后，一生都是在汇丰打工的。为什么他们的员工会比我们的努力呢？他们的每一个主席都是从公司内部培养起来的，现在汇丰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位的金融机构，我相信庞约翰（汇丰集团现任主席）退休后，他们就能做到世界最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自有一套管理机构的文化。庞约翰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说，庞先生您现在这么忙，应该自己买一架飞机吧。他说，不能，这个是股东的钱。他现在80％的时间都在出差，可他坐的还是商务航班。其实他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但他不会这样做。
问：在商业世界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ｎｓｅ非常重要，就您而言，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
答：我觉得不一定是培养出来的，有很多人是天生的。我希望我自己也有一点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ｎｓｅ。再回头去说新天地，我的同事们都说：你疯了，没有这样的市场。但是我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ｎｓｅ告诉我，只要你做得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这个就是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ｎｓｅ，不是靠很多的市场调研来支持的。
问：在内地做了19年生意了，您觉得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是什么？
答：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我们过去在香港成功的经验生搬进来，内地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这是香港现在可以很快去学习的。
问：您的公司的业务现在有多少在香港？
答：从收入上来说，85％还是在香港。但是这个比例正在不断地改变。我现在80％的资产都放到内地来了，以后还会更多。
问：您希望能达到一个什么比例？
答：我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我觉得应该让它自由发展。
问：您对公司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答：人才的问题。我现在可以有机会到全国去投资、去运作，但是我却没有那么多人才。要是可以尽快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出来，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
问：比较一下您的公司和香港其他地产公司，您觉得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
答：最重要的差异是，我们是落地生根的。我们在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上海的公司；我们在重庆，我们就是一家重庆的公司。我自己经常到内地来，我自己做市场调研，香港其他大老板不会这样做。
问：现在回忆起来，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比如1982年至1984年的中英会谈。
答：是的，这给我的公司业务带来了新的突破。改革开放让香港把制造业转移到了珠三角去，香港由此从一个制造业中心变成了服务业中心，现在香港86％的ＧＤＰ来自于服务业，这是内地改革开放带来的。
问：九七回归的时候您在哪里？
答：九七年回归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典礼啊。因为1997年之前十几年，我一直在这边（内地）做了很多工作，我参加了预委会、筹委会，九七年就看到过去的努力都要实现了。
问：那段经历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很重要。如果我没有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广阔的视野。决定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让我了解到一个社会、一个经济，怎样才能保持和推动活力。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希望保留的东西，今天却希望它没有。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篱笆来保护香港，今天我们却希望拆掉这个篱笆。当然，那段时间内地的发展跟今天很不一样，没人相信内地会改变那么快，没人相信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问：那就是说，您今天的成功，跟内地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很大关系。您觉得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机会？
答：有。现在，机会很多很多，但是不是可以抓住这些机会，就要看你的公司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规模和管理制度，去配合这个形势。这些都是现在我在钻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