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中国金融业泰斗——山西票号创始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贡献颇大。

　　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就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

　　道光初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亦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雷展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副经理)为毛鸿岁。起初二人团结一致，相处融洽。以后，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分庄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巩固，雷、毛两位掌柜之间产生了矛盾，且日趋尖锐。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自己一人的功劳，踌躇满志，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从而引起毛鸿岁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发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鸿岁辞职。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拟组票号，即聘毛鸿岁为总理。毛鸿岁在“蔚字号”锐意经营，誓与雷履泰决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劲，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资金，减息放款，加息存款，汇费少收等法，广争顾客。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O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并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