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商号全体员工的合影，拍摄的时间是1927年，拍摄这张相片的目的是纪念商号开业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间，山西平阳府赵姓的三个兄弟来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脚下，王公贵戚、名门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这些人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越是奢侈越是稀罕的东西，越受他们欢迎。流风所及，当时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马虎。
经商的生意人纷纷投其所好，专挑奢侈高档的商品经营，这样不但利润大，而且买的人也多，做这种生意自然更容易发财。
但是那三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营的商品看上去虽然很不起眼，但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了。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的商号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样东西都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恰如其分地给商号起了个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这块由山西商人创立的字号招牌依然高悬于厅堂之上。无人不晓的六必居三个字还是那么响亮。尽管店里经营的内容还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间朴朴实实的老字号，挺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雨坎坷。
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家叫“都一处”的老字号。说起这块都一处的招牌还有一段不凡的来历。据说，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
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的真伪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都一处这块招牌却是实实在在地挂在这里两百年了。这个故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都一处的生意越做越大，流传得也越来越广。
清代同治年间的文人李静山在他的《增补都门杂咏》中说：“京都一处共传呼，休问名传实有无。细品瓮头春酒味，自堪压倒碎葫芦。”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这个反映在各个方面，我们说过去的商人能够几百年的存在，比如现在说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说起南方就是胡庆余堂等等这样一些，像什么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这些商店，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这个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它以诚待顾客。这个顾客当然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讲，它不弄虚作假，它货真；从价格上来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骗你，它不会随便地给你涨价，给你胡来，那就是它的价实。”
学者余秋雨：“这种诚信体现在一件事，体现在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种道德支撑的话，没有一件事能做成。买者和卖者之间，它尽管有法律保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本诚信的话，法律的空子多得很，可以钻来钻去，它可以钻法律的空子，结果还是让很多人欲哭无泪。这样情况就很多了，空间如此之大，法律的网也不能那么紧密，所以这种诚信的好处就在于，就是它靠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某一种人间契约，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间契约。这个契约就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这个成为许多商业运作的平台。”
生意无论做得大小，店铺都需要有名可称，把商号的名称悬挂起来之后就成为字号。晋商的字号多如牛毛，因为它的生意种类繁多，但能把字号连同它的事业长时期地保持下去，就不是所有山西商人都能够做到的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被人们熟悉了上百年的老店、老宅，尽管它们的主人也许经营之道各有不同，它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各有不同，这些都无关紧要，但要称得起老字号，经得起百年风雨，让世人永远地记住它，它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砖茶。
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边贸商人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在这个时候，许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着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大买卖。
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来，对外开放，当年的很多老字号被开辟为博物馆。
在这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砖茶。
这就是那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商品。是什么原因使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这个砖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过去的就不讲了，认到什么程度不讲了。就是一直到现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包括我自己，只认这个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是，早就不知道变得是什么人生产，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但是人们还认这个，这种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是让你赞叹！奇迹！你就是难以相信，这么多年过去，大盛魁都不知道了，而且茶叶加工厂，大盛魁没有了，茶叶加工厂后来归公了，成了公家的工厂了，但是这个川字牌的这个品牌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我每到国庆节那天，开始喝砖茶在我们家，喝奶茶，一直到现在还喝着，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不到五十公里，有一个叫车辋的村子。大约一百年前，村子里曾住着一户叫常威的商人。
常氏家族的宅院，今天依旧坐落在村子中央。整个宅院占地150亩，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间。当时曾有三千多人生活在这个宅院之中，常氏家族的成员有800多口，其余的是服侍他们的佣人和仆役。
清末文人徐珂在《清稗类抄》中曾提到过常氏家族的财富，他粗略地估计当时这个家族大概有一百数十万两的家产。实际上徐珂是大大低估了常氏家族的实力。到光绪初年，常氏家族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中都开设有商号，仅汉口一地，大的商号就有十二家。
这些商号的名字被详细地列在光绪八年1882年修订的《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据现在的一些学者对常氏家族当时财产的重新估算，常家拥有的白银数量在一千万两以上。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后，常家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仍然没有一丝马虎，大生意是这样，小生意也是这样。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咱们榆次人都知道的瑞隆裕，瑞隆裕它一个卖铁铧、麻绳，就是一个杂货铺，和农家很紧密的一个杂货铺。它在进货的时候呢，也是他们亲自去，会到最好的地方去进。你比方说像这个瑞隆裕吧，它那个沙锅一定是要去平定的。它磨的那个香油，那个芝麻，它只选平遥的。平遥芝麻个儿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质好，它一定要取平遥的。那个麻，它要去东山一带，进回来以后自己打。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但它就靠一条麻绳，在晋中一带享有声誉数百年。就是现在老人们还在说，瑞隆裕的麻绳如何如何。它就是把上好好麻进来以后，精心加工，自己加工，自己雇技工在那儿打麻绳。人家一条绳子比方用三年，它这个可以用十年。”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四百多年前的晋商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又如此高远，“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他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个叫陈其昌的，是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给他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这个人早都不在了。你把它货处理了就算了，但是陈其昌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儿来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所以陈其昌后来开设商店。由于这件事，周围许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陈其昌后来成为个有名的绸缎商人。”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皮毛店的含义，它是一种中介性的行业。你把皮毛弄来了，我帮助你推销卖出去，从中收取一些雇佣金，百分之二。这样的皮毛店，今天讲就是货栈，商家好多货就在这儿存着，一场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广恒信讲信用，按原来的清册，逐项算，都给赔偿了。这样就流传下广恒信宝店不漏针，就是广恒信一根针掉下来，人家商家也不漏掉，要归还给你，非常讲诚信。所以失火之后，不仅没有造成商人的损失，有更多的商号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皮毛交易。”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
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它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什么阔气，不是这样的，而它是要用这个作为借口，给车辋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那么用这个办法好，他们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他们盖房，只要你能搬动一块砖头，我今天就给你吃饭，今天我就管饭了。”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常氏家乘》是常家记载祖先事迹、家族历史的典籍。常氏后裔在记录祖先的经商历程时，谈得最多的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旅生涯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
“至于寄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者，有良贾风，其亿及屡中者，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山西商人诚信为本，这是它经营的核心理念。我把商业文化分成好几个部分，商品文化、商业营销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商业伦理文化，按道理说，晋商这四个部分都有。那么商业伦理文化，经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经营中间要生财有道，不能欺诈，要诚信。这个是晋商所以兴盛，它核心问题解决了，核心的价值观是诚信。那么诚信用到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来看，同样非常重要。现代的知识经济也好，信息经济也好，它本身是个信用经济。你比如说要入世，如果没有诚信，跟你做了一个买卖，后面人家不会跟你做了。一锤子买卖是不行的，因此要凭着守信、合同，服务各个方面都要配套。晋商的诚信从史料里看，这些方面都很多的典故。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那么与此同时，对学徒要进行一些道德，讲信用，维护这个商界自己这个形象，这些训练，甚至要专门请老师来，当时讲的话呢，《大学》、《中庸》都要讲。像乔家这个大德通，高钰那个时候，面对的西方商人入侵，进来之后的话，市场上花花世界，外面这个各种各样声色犬马刺激，他觉得我这个号，一定要把人这个思想维持集中起来，那么就通过学习《大学》、《中庸》，维持一种正常的心态，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学者余秋雨：“当时非常讲究这一点，如果缺少这种道义感的话，人们怎么能够相信，把我的钱交给山西票号，完全交给它，怎么能够相信。它又没有国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现在我们想的，靠什么样的一个支撑，使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它没有。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我们又不可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把它违反信用的地方，我们来请法律来保护我们。既不是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商人居然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来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个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欧洲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刚建立起来的情形有点不一样，他们真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第一度他们从农耕文明，转向商业文明的时候的人格转变，是一种背离性的，那么这一种是组合性的。”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生活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
大德通却是一个例外。
大德通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贬值，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了。弄到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这种状况。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换给你。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本可以乘机大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事后，人们得知大德通做出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帐。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
在晋商前后四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曾经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几乎都随着晋商的衰亡而消失了。它们像舞台上已经谢幕的演员，静静地侧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它们在鼎盛之时就不会张扬，现在更是敞开襟怀，任后人在这些经历了百年风雨的砖瓦、廊柱之间，寻找它们充满传奇的历史。这幅由道光皇帝所赐的匾额，尽管恰如其分地为晋商的事业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但这幅匾额从来就没有被主人器重，日升昌把它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这一放就是1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