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科学依据以及严密的推断，但刘绍宽先生系一代著名教育家、经学家、考据学家、方志学家，他大量阅读了江浙各图书馆及上海涵芬楼等处所藏书籍，兼及公私谱牒与地方碑志，采用吴承志的札记及志稿，尽10年之力编《平阳志》，以“体例之善、搜罗之善、考据之善、叙述之善”而被誉为“近代方志佳本”。刘绍宽对蛮话的这种推断不会是无中生有。

　　在蛮话研究中，有两个人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一是元代地方志学者章哲；二是博古通今重视考据的刘绍宽。

　　章哲（约1249—1320），钱库章均洋人，是地道的讲蛮话人，并且是地方志学者，编有《永嘉县志》《平阳州志》《瑞安州志》《温州路志》等。章哲有可能涉及蛮话来历，可惜他的文稿基本已失，便无从窥探。

　　刘绍宽（1867—1942），白沙乡刘店村人，幼长于张家堡杨家。刘绍宽经常与说蛮话的友人相处来往，并且经常处理江南洋一些乡村的宗族事务。他不仅精通蛮话，也非常重视蛮话的研究，在《厚庄日记》中有：

　　6月致信夏克庵，谈《平阳县志·选举表》有失考处。又拟编《平阳方言志》，要先浏览明陶宗仪《辍耕录》、胡应麟《庄岳委谈》、郎瑛《七修类稿》及清人钱大昕《恒言录》、赵翼《陔余丛考》、瞿灏《通俗编》等书，然后及他《志》之及方言者。

　　7月30日。晴阴。克庵信来云：修《金乡卫志》，谓金乡话为指挥语，城外蛮话为戍卒语，以蛮话与镇海卫为证。此太杜撰！克庵有志考古而读书太少，志例诸多未谙。当时修《县志》时伪语不少，今更荒废，此事不易言矣！余有函复之。

　　可见，刘绍宽对蛮话来历的探询非常慎重，没有考据不会轻易得出结论。他心有拟编《平阳方言志》之想，因此，尽管他对蛮话只有简单的几句，但也是综合有关考据与文史记载慎重得出的结论。

　　“其称瓯语为后生语”，这里的瓯语其实指的是今天的温州话。严格意义上讲，古瓯语与今天归属于吴语的温州话，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古瓯语是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土生土长的区域性方言，而今天的温州话尽管仍可找到古瓯语的底层词汇，但温州从东汉开始属会稽，东晋初建武年间（317—318），晋元帝率臣民南渡，即“永嘉之乱，衣冠南渡”，323年分置永嘉独立建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州都受会稽（今绍兴一带）的行政管辖，因此古瓯语经过长期的吴语化已经面目全非了。据东晋郭璞记载，瓯越人应从六朝开始说古吴语。据文献资料推测，温州话大致形成于唐五代，南宋时稳固下来。最早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温州话的是我国现代方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元任，他在1928年所著的《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中，第一次把温州方言归属于吴语系。因此，“土语称瓯语为后生语”有两重意义，一者说明今瓯语（温州话）是因受吴方言影响原因而后来才形成的，土语、古瓯语存在于唐五代之前或更早；二者可以表明蛮话这种土语应该属于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

　　另外，清时编、1929年夏克庵整理的《金乡志》中【天后宫】条目曰：“……神为五代时，闽王统率兵马使林愿第六女，能乘席渡海，云游岛屿，人呼龙女。宋雍熙四年……土人祠之。”

　　从仅有的文字记载中，当地人分别被称作“海滨土著”“土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之为“土语”。而给这种土语附上“蛮话”的俗称，显然是历史上外来统治者或移民对当地土语的称呼。最早可能便是汉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对当地土语的称呼，另外可能便是唐五代时期的闽东移民或明代金乡卫驻守的官兵发现这里的原住民讲的话听不懂，将其认为是蛮夷之族，“蛮话”也就成了当地土话的代称。

　　历史赋予“蛮话”的这个称呼虽然带有贬义色彩，但久而久之被接受以后成了公认称呼也就不贬义了。蛮话作为语言的称谓，这个名字透出一种自然之子的野气，更多的是说明这种方言的土生土长。

　　在中国方言中把语言称为“蛮”的有多处：一是苍南蛮话；二是泰顺蛮讲；三是丽水庆元蛮话；四是寿宁县的芹洋、平溪等乡和周宁县的泗桥乡通行的“蛮陲话”（亦称蛮话）；五是广东连县蛮声（大蛮声、细蛮声）。以上几种都带一个“蛮”字，尽管相同的名称或相近的名称是不能用来判断一种方言的性质，但除了广东连县蛮声，前面四种以“蛮”称呼的方言都在闽浙交界处，汉魏晋时期北方政权已经对闽浙地带进行统治，所以，“蛮话、蛮讲、蛮陲话”最早的可能便是汉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对闽浙交界处土语的称呼。今天从语音的角度来看关联式微，但在汉魏晋时期以及之前，或许是关系甚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绍宽当时已看到了云岩乡鲸头村1899年出土的古墓买地券——“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而且他用3个月时间整理修订宋平阳朱黼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一书。所以，刘绍宽对汉晋时代的温州、平阳历史是知之甚详，他以“土语”概括“蛮话”的性质，应该是出于史实考虑的，也有助于恢复“蛮话”是“土语”的本来面目。而1997年有关部门调查发现的钱库镇桐桥村有古代石棚墓群，说明了江南洋地区在战国时期便有原始先民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绍宽以“土语”概括“蛮话”的性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