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7岁的冯军祖籍江苏、长于西安，清华大学毕业后靠卖键盘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今天他旗下公司生产的爱国者系列品牌成了“百分百的北京创造”，而冯军这个并非“土著”的北京人也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新京商”。

　　像冯军这样的人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创新能力，凭借理想和激情在北京扎根创业，他们就是正在形成的“新京商”。

　　1月８日,“新京商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作为“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再次就“新京商”概念作了说明。他认为,“新京商”应具备的四大特点是：最新科技和独立的品牌；深厚的京派文化；更有开放性；更有社会责任感。

　　定性京商

　　和任何新生门派的产生一样,“新京商”在其立派之初同样广受质疑。

　　“新京商是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王琪延在首届“新京商”论坛上率先发言说。不过，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却认为，京商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

　　同时,俞敏洪还对“新京商”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过京商的说法，“新京商”也就无从谈起。他说现在讨论的应该是京商，京商是将企业总部设立在北京，在北京发展壮大，并依靠总部力量向全国辐射并带来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家。

　　针对上面两家之言,“新京商”概念的首倡者厉以宁表示，“京商”概念的重提，是为了加强本地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新京商”的合作互助与人脉力量。但厉认为，这同中国旧社会的“商派”概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走向完善，同时也是新的企业家群体兴起的时期。

　　浙江有浙商，江苏有苏商，安徽有新徽商，在上海又有人提出沪商，但实际上，“新京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首先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重视品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中关村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另外，北京出现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只要他们在北京开展业务，包括办企业、经商、推销等，他们就都应该属于京商范围，而不应该以籍贯论。

　　他认为，“京商”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和厉以宁的观点一脉相承,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认为，“新京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北京经济舞台上、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群体的概括。他们具有年轻、知识层次高、勇于开拓创新、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知本性、开放性、创新性是他们三个鲜明的特性。

　　据赵弘分析，“新京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柳传志、王选等一批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回国创业，带回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还有一些外地企业家把总部迁到北京；第三阶段是进入２１世纪后，信息产业催生出一批新的企业家。

　　商派标签

　　不以籍贯定义  近２０年来，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北京地区涌现出一批活跃在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与以往商帮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的家乡并非都是北京，甚至大多数人来自于全国其他地区。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聚集北京，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在北京交融发展，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创造着全球化的产业和国际品牌。尽管这些企业家在北京已经打拼多年，但“新京商”这一概念是崭新的，如何定义还需要不断摸索。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琪延所认为的那样，“新京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形成的新经营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

　　高学历优势明显  不论企业家和学者如何定义“新京商”，北京目前确确实实地存在着４０多万家企业，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一大批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人位列其中，而探究这些亿万商贾,高学历无疑是其中一条很好的线索。

　　多年从事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的赵弘将“新京商”的发展分为３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快速增长期。如今，“新京商”的队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从对中关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新京商”共同发展首都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技术型服务业的局面正在形成。

　　渴望更快融入北京  “‘新京商’早期从海淀特色出发，主要关注了高新技术企业，现在看起来这个概念还是窄了点。”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说。宏宇集团（星河湾）副总裁梁上燕对此表示认同：“除了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开发也算北京一项很重要的支柱产业。”

　　宏宇集团是家广东企业，梁上燕来北京发展的时间也并不算长，她觉得北京给“新京商”提供发展空间越大，“新京商”越有可能为北京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新京商”对北京做出贡献越大，就能得到更加大的生存空间。梁上燕说，其实“新京商”绝大多数是从外地过来，他们或者上学到北京，或者经商到北京，或者亲人随迁到北京，“新京商”在北京扮演双重身份，既是主人又是客人，对北京既熟悉又陌生。“新京商”在北京的企业与外地企业谈生意，确实有北京人的感觉，但很多时候也有生在异乡的感觉，他们常常被北京人视为外地人。

　　创新合作挂嘴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企业家们最常提到的词除了“创新”就是“合作”。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王琪延称企业每年淘汰率达到13%，也就是7年一个轮回。梁上燕说北京每年有上万家公司倒闭，又有上万家新公司诞生，这就是“新京商”现状。清华紫光的董事长李志强也认为：“生下来不一定活下去，每9分钟死一家企业。生存需要竞争，发展需要合作，只有强强合作，优势互补，才能更快发展。”

　　“如果中关村是一艘航空母舰，那么我们每个企业就是一架战斗机，大家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飞得更远，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补给。”冯军说。他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单打独斗都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如果能在同一航母上作为一个编队共同飞行，可以相互增加鼓励、动力，相互之间形成保护，交流国际化方面的经验，一起战斗。

　　商业精神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历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屡现、贪婪CEO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由此应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实际上,新北京期待新京商。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因此,新京商的来源既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京城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新京商”重在一个新字,这或许是其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