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
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
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
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