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如今的“宁波商帮”不仅致力于兴办产业，而且还积极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注意自身文化方面的修养，准备以更高的姿态投入浙江和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去。如被评为“2003四川十大英才”的宁波商人张静涛一直以“创新求精，拒绝平庸”的求实人生态度，埋头于事业发展，经过5年不懈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他创立的成都久益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已经成为西南三省档案装具行业的龙头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多达400余人。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张静涛具有自己人生的远大目标，他爱好学习，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创业者——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把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另外，张静涛还花了很大力气建立和推行学习机制。据了解，公司员工每周六都要培训。培训内容很广，包括营销技术、职业道德、人生理想等等对员工有益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只有从文化上提高员工的素质，学以致用，才能有利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对实际有用的东西，这就是宁波商人。因此，要解读宁波经济活力之谜，离不开对“宁波商帮”创业精神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在“宁波商帮”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之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宁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这就离不开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它和商品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究。

　　一、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黄宗羲等思想家之所以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思想的价值核心，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因此，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必须要追溯他们思想的文化根基，以及当时社会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下的新的经济萌芽。     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深深刺痛了黄宗羲那颗爱国之心，也导致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黄宗羲认为宋明理学的空虚流弊，在于“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⑵，认为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⑶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⑷。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⑸。可见，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地域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宁波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宁波形成了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明朝末年，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显端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⑹的繁荣景象，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敏感的哲学家们，包括黄宗羲在内，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的思想。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宗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其内部分化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潮，即实学思潮，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浙东经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和主观思想的萌动促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因此，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时候，高举“经世致用”之学的旗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明确强调“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⑺，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⑻，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兼令读史”⑺；即认为做学问必先穷经，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顾炎武对经学的本质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⑼，黄宗羲也认同他的思想，认为只有“通经治史”才能通晓蕴涵于“六经”之中的儒学义理和圣人之道，通过“通经治史”以“明道救世”。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黄宗羲还致力于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兵、农、天时、地理和物理都属于“经世致用”之务，黄宗羲年轻时就花了近十年⑽工夫钻研科学，甚至到了“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长哮，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⑾的地步。科学技术有利国计民生，所以他大力倡导：“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⑿这些都是他的“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他还用这种思想来教诲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⒀，其中不少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潜心于学术研究，他们还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进行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在他本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上形成了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癣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上的催化剂，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矗三、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意义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企业家张静涛的创业就深深地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樱“经世致用”思想已渗透于宁波人的方方面面，“东方船王”包玉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后来学校又对最近几年新建造的另一半楼群以当代科学家命名，借以在广大师生中进一步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爱乡、经世致用、崇尚科学这就是宁大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宁大校园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成为宁波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上的灵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宁波商帮”不仅为宁波经济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通过投资兴办学校，他们也为宁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书写了宁波历史上的璀璨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