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苏商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又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誉，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民风委婉。从总体上来看，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处在上游水平。种种有利的因素，对发展商业，促使这一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代苏商可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和浙商一起，形成了“江浙财团”。苏商从一个地域性商帮转为民族资本主义，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事业富国”，同时，不断受到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倾扎。

    苏商的过去和现在     去年，一进入12月，江苏盐城市就变得和往年有点不一样，宾馆饭店入住率上升，街上的行人骤然增多，电视里关于本埠新闻的时间也长起来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异样的气氛。此间当地人士形容“整个盐城市的上空充斥着紧张、失落、兴奋，甚至不平”——全市县处级干部进入了五年一届的换届选举阶段。如同以往的新旧交替，“上”与“下”——自己的、他人的——任何一个岗位变动与职务升迁牵引着全市干部的神经。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年仅46岁的东台市市长王小平却交上了一份辞职报告。当月13日，盐城市委正式批准了王小平提交的辞职报告。当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在东台街巷口耳相传时，王小平已经回到了建湖县，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台是盐城经济实力最强的市，46岁的王小平无论如何都属于“年富力强”，在东台这座百万人口的县级市，市长还是能“呼风唤雨”的。况且王小平到东台市任市长还不到两年。

    据了解，2002年盐城市还有三位县处级干部主动提出辞职：建湖县副县长，49岁的胥正洋；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年仅40岁的唐逸；建湖县政协副主席，38岁的戴梅。

    四位县处级干部的先后辞职，在盐城乃至江苏激起了阵阵波澜，一时间，国内外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影响广泛。

    如果在富庶的苏南，辞官下海，也许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轰动效应，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偏偏发生在历来较为落后的苏北盐城，这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苏北、苏南乃至整个江苏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的嬗变。

    尽管操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南人仰仗财富一向瞧不起口音硬朗的“苏北佬”，但身材高大的苏北人从来不乏长于经商的因子，著名的森达皮鞋就出自盐城。毕竟，一个庞大的商业团体，苏商，在对岸已挺立了上千年。苏南——这块孕育了苏商的土地上始终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江北的人们。

    新式商帮不必翻开中国地图，只消想一想那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顺口溜，或许就能明白苏商为何能名列中国十大商帮。

    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晋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

    从古至今，苏商的诞生地——苏南（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地所辖地区）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秀丽、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苏南的青铜器冶炼和锻造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大运河的开凿，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唐后期，“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谣广为流传，江苏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到宋、元，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南的商业消费主体——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活跃。早晨，市民们摇着小船载着家织锦缎、鱼虾和陶器去集镇上出售；傍晚，归来的鱼舟中是油盐、花布。

    于是，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美誉的太湖流域，城镇星布，樯橹相接，店肆如鳞，商旅辐辏，客贾云集。就在这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中，苏商已具雏形。

    和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一样，当贩夫走卒们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来，当苏州河畔、太湖沿岸的茶楼酒肆演绎成百年老店，当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个在近代上海滩纵横捭阖的商业群体诞生了。

    作为地域性商帮，苏商的形象也正在其时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

    为应对晋商、徽商对自身传统经营领域与范围的不断侵蚀，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以期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措施。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整体经营网络。

    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苏商是崇尚实业的近代新式商帮。上海开埠后，《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临近上海的苏南士绅近水楼台，最先见识了现代化工厂和大机器，他们纷纷回到苏、锡、常兴办纺织、冶金、航运、成衣等加工制造业。

    因此，在清末的“实业救国”浪潮中，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可以说，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事业富国”。尽管与官僚少有来往，使苏商避免了重蹈晋商和徽商在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中大起大落的覆辙，但却因此不断受到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茅盾《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结局，为我们把握和解读那个时代上海滩苏商的际遇提供了形象生动的版本。

    苏南模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苏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大红大紫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

    当一场波涛汹涌的经济变革席卷中国大地时，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某种程度上捍卫了苏商的历史荣誉。和已干枯成故纸堆里历史名词的其他商帮截然不同，作为活生生的范例，苏商仍然是当今活力四射的长三角经济圈中最耀眼的角色之一。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前些年，“异军突起”一度被专门用来形容苏南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乡镇企业。那一时期，“户户点火、村村冒烟”——整个苏南农村处处都在办企业。

    政策的宽松，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苏南人的创业传统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苏南的乡镇企业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

     1994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1/11。连续多年，江苏乡镇企业是全国的“龙头老大”。

    在1992年至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平均增长率高达40%以上。与此同时，乡镇工业占江苏省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在1995年高达67%。乡镇企业不仅是江苏省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也成了全国乡镇企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样板。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给江苏省挣足了面子。

    由于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集体经济是其主要特征。在“集体经济”这面的旗帜下，以上成绩便自然而然地被诠释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典范”。

    当时，全国各地到苏南乡镇企业“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江阴的华西村更是“朝圣”之地。在那个崇尚集体的年代，苏商们被遮蔽在乡镇企业之后，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是当时苏商最典型的代表。

    改制前后

    严格地讲，当时苏南乡镇企业的经理、董事长们也许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商人。因为他们只是企业的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大多由上级行政任命。

    苏南的乡镇企业所采用的，主要是大集体模式，村、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老板。这种由政府主导企业的形式，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转轨初期，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全民”，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乡镇企业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

    在许多村办、镇办企业，镇长、村长就是企业的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府与企业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企业背负着政府的政绩，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同时，市、镇、乡各级政府不仅直接插手乡镇企业，而且从企业的人事任免、资金来源，到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利润分配、财产处置，全由上面说了算，总经理、董事长们对企业并没有多大自主权。

    这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最终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个百分点。

     1994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企业普遍资金吃紧，加上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苏南的乡镇企业遭遇了第一个严冬。

    企业高额负债，又从银行贷不出款，苏商们情急之中便试图通过职工内部的集资来弥补，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结果导致债务危机，企业不得不进行改制。

     1995年，苏南出现了第一次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改制高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改制只停留在清晰产权的层面上，股权依然不可转让、交易，不能变现，有效的激励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

    三年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第二次改制。在先后搞过股份合作制，搞过“租赁”、“租售”、“租股”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苏南最后选择了彻底的改制，将绝大多数乡镇企业的集体股份从企业里全部清出，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私营工商户。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达乡镇企业总数的93％。

    至此，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苏商因此名正言顺。

    “心脖苏北

    乡镇企业唱主角的“苏南模式”终结，新的苏南就像一只涅的凤凰，于新世纪初振翅高飞。完成了自我蜕变的苏商们，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心胸与气魄同纷至沓来的国际大企业在苏南经济舞台上一决高下。

    这一两年，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以苏州为例，苏州的GDP、财政收入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前六位。苏州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近1/12。如今，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城现在已颇似一个世界著名企业的展览馆，世界500强企业已有81家落户这里，将近30万台商云集于此。

    当然，在苏州、在整个苏南，忙着赚钱的不只是世界500强和台商们，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苏商们。在2000年，《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里，还没有一个苏商名列其中（当然，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苏商不愿露富），而在去年10月25日出版的《福布斯》杂志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上，江苏的民营企业家祝义才、沈文荣、张荣坤、周建平、车建兴赫然在榜。其中，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和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还是党的十六大代表。据悉，在十六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只有5人。

    与日新月异的苏南相比，苏中（南京、镇江）、苏北差距颇大，尤其是苏北明显滞后，严重地拖了江苏的“后腿”。

    土地、人口占江苏省一半以上的苏北五市（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 GDP总量只是全省的24％。据统计，2001年苏南五市的GDP总量比苏北五市高出一倍多，2002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苏北人均GDP最低的县，只及苏南县（市）的1／10，个别的甚至还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从古至今，苏北，一直是江苏人的“心脖。

    让苏南、苏北、苏中并驾齐驱，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也一直是江苏人的梦想。

    去年，有关部门投向苏北的各类项目达775个，各类专项资金177亿元，培训苏北农村劳动力34.7万人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各市已就“八百里长江黄金岸线为主轴的沿江经济带开发”达成共识。江苏省高层领导用三成语来概括对三个地区的政策取向：对苏南要“锦上添花”，对苏北要“雪中送炭”，对苏中要“釜底加薪”。沿江开发，对苏南来说，是“锦上添花”，而对苏中而言，则是“釜底加薪”。无论是对于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还是激发苏北后发优势、新一轮沿江开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20年间得到快速发展的苏南各市，目前正抓住国际资本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历史性机遇，调整生产力布局，充分利用长江岸线及其他沿江资源，承接大用水量、大运输量、大吞吐量的产业，为这些产业在沿江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良好的环境。

    所以，只有当苏北、苏中和苏南一样比翼齐飞之时，苏商们才能真正傲视群雄，书写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