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如今的“宁波商帮”不仅致力于兴办产业，而且还积极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注意自身文化方面的修养，准备以更高的姿态投入浙江和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去。如被评为“2003四川十大英才”的宁波商人张静涛一直以“创新求精，拒绝平庸”的求实人生态度，埋头于事业发展，经过5年不懈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他创立的成都久益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已经成为西南三省档案装具行业的龙头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多达400余人。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张静涛具有自己人生的远大目标，他爱好学习，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创业者——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把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另外，张静涛还花了很大力气建立和推行学习机制。据了解，公司员工每周六都要培训。培训内容很广，包括营销技术、职业道德、人生理想等等对员工有益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只有从文化上提高员工的素质，学以致用，才能有利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对实际有用的东西，这就是宁波商人。因此，要解读宁波经济活力之谜，离不开对“宁波商帮”创业精神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在“宁波商帮”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之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宁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这就离不开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它和商品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究。

　　一、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

　　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黄宗羲等思想家之所以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思想的价值核心，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因此，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必须要追溯他们思想的文化根基，以及当时社会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下的新的经济萌芽。

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深深刺痛了黄宗羲那颗爱国之心，也导致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黄宗羲认为宋明理学的空虚流弊，在于“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⑵， 认为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⑶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⑷。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⑸。可见，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