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慎海雄：宋先生很谦虚，他从开始到最后都说“没讲好”，其实讲得挺好的。(全场笑)为什么？因为他对苏浙沪三地的文化作了比较巧妙的点评，特别是勇于解剖江苏文化的弱点。其实太湖蓝藻问题，我个人理解是长三角共同“努力”的结果，(全场大笑)所以对蓝藻的治理也得长三角共同努力。譬如说酸雨，不可能在上海有酸雨，就不飘过浙江去。比如说像中国的沙尘暴，现在连日本、美国都很焦急。所以在环保这个问题上，长三角也必须进行一体化治理。宋先生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
说到浙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比较满意，就是说，“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头发都为致富而畅想。”习近平书记在浙江主政的时候，有“三个浙江”的说法：一个是浙江省的浙江，像去年浙江省GDP超过1.5万亿元；一个是外省的浙江，400万浙商在外地，一年的销售额也大致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GDP———1万多亿元；还有一个是国外的浙江，在国外有几百万浙江人，每年都在创造着一个无形的浙江。浙江省的浙江、外省的浙江和国外的浙江———习书记经常用这“三个浙江”来概括浙江，浙江省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是大大地超过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说起浙江，必须要说到浙商和商帮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我母校非常资深、非常有实力的学者史晋川先生，来和我们谈《商帮文化，动力还是阻力》。大家欢迎！(全场鼓掌)
葛先生是浙江人，宋院长是上海人，我呢，苏浙沪两省一市的人都不是，我是山西人。(全场笑)
1949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打到大西南，大西南的女学生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一位要参军的女学生遭到她父亲的坚决反对，说共产党不是招女兵，是给他们的军官找老婆，(全场笑)这位女学生很坚决地说，这是阶级敌人造谣！(全场大笑)然后她就参军了。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全场笑，鼓掌)我的父亲是山西人，我的母亲是四川人，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但是我对苏浙沪应该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在8岁之前，我随军在苏浙沪两省一市都待过，后来父亲转业定居杭州，但是我是在复旦大学念完硕士和博士的。我念硕士的时候，葛先生是我的学长，他是复旦1982年时仅有的两位博士之一。(全场鼓掌)当时，我们都是葛先生的“粉丝”。
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并就“区域发展与文化动力”这个主题来发表我个人的见解。
眼下，商帮文化似乎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搭台，它好像要成为医治社会当中商业道德沉沦等弊病的一剂良药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并不过多地关心文化，大家都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钱、资本、储蓄、投资有极大的关系，而与文化相对来说，关系并不太大。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兴起了一小股所谓的文化和经济关系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挖掘他们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用这种资源来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一种效果。这些节庆活动看起来跟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系，但实际上，有的活动的文化含量并不高，在一些地区，文化仅仅是作为当地招商引资、集聚区域经济发展人气的一种手段。
近几年，我们又注意到出现了一股讨论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新热潮。明清两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商帮，成为现在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在很多报纸、财经杂志、电影银幕、电视荧屏上都充斥着明清商帮的故事，主要代表是晋商和徽商。乔致庸———我的老乡，随着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商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他似乎成了全国企业家学习的楷模。文化，尤其是跟商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文化，现在似乎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搭台，似乎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种主旋律，它好像要成为人们医治这个社会当中商业道德沉沦等弊病的一剂良药。
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股有关商帮文化的浪潮中，更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理性地探讨在现代市场经济当中，商帮文化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能成为动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会成为阻力？
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只有一颗冰冷的会计算的心，而缺乏一颗有文化的人文关怀的心。其实经济学家并不都是这样的
也可能有人认为经济学家来谈文化，不太适合。葛老师是历史地理学家，适合谈文化。宋院长是社会学家，也比较适合谈文化。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走的是科学实证主义的路子，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充斥着大量的X、Y这样的经济变量，大量α、β这样的经济参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曲线和图形来作预测。这些变量、参数、曲线、图形，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跟文化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都是跟钱有关系，成本、利润、价格、收益等等。所以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只有一颗冰冷的会计算的心，而缺乏一颗有文化的人文关怀的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经济学家并不都是这样的。(全场鼓掌)
经济学家是很重视文化因素的。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进入了政治、法学、文化、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经济史学派，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道格拉斯·诺思教授。1993年，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一年，我正好在芝加哥大学。诺思教授在他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当中告诉我们：制度，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制度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制度重于技术。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同样也表明，制度的演进，制度在变化过程当中，旧的制度的消亡，新的制度的确立，是需要社会中人们的共识以及相应的行为来支撑的。同样地，制度的维系也需要社会中人们的共识和行为来支撑。离开了这种共识和支撑，任何制度都无疑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
能达成这种共识，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回答，就是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中人们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而制度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正式的法律形式来确立的制度，也就是我们讲的正式制度。另一种是由社会生活过程中，人们的习俗、惯例等形成的制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正式制度。
文化对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维系，有着更加明显和直接的作用。甚至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社会活动无非是受到两组条件的约束，第一组条件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组条件称之为技术约束。人们在社会活动当中还要受到另一组条件的约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对我们行为的约束，而这一组条件就是制度。如果我们把人们活动当中所有非技术性的制度约束的总和称之为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经济制度必然与文化信仰相连，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内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前中期发展出一个新的学派，叫历史比较制度学派，它的领军人物是以色列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夫纳·格雷夫。格雷夫教授在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等一系列经典文献中，以活跃在11世纪到14世纪地中海的两个不同的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在人们选择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不同经济制度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方式以及它所造成的路径依赖的影响机制。
在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活跃着两个著名的商人群体：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他们从事相同的职业———航海贸易，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当一个商人在A城市组织货源的时候，他怎么把他的这些货运输到其他城市，然后在其他城市销售。这个问题又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在其他城市选择什么样的商人作为他的代理商；二是构建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制约这些代理商，使得他们不至于通过欺诈等机会主义的手段损害委托商或者贸易商的自身利益。
马格里布商人的解决方法是，选择同一族群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代理商。也就是，A城市的马格里布商人选择的一定是其他城市里的马格里布商人来做他的代理商，而同时他可能自己也会充当别的城市的马格里布商人在这个城市的代理商，互为代理。这是一种水平的分工结构。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那些代理商侵害自己的利益呢？很显然，它动用了马格里布这个族群的社会网络，包括社会信息的网络传递机制。要是哪个马格里布商人骗了我，那么，对不起，在这个群体当中通过口口相传，最后将没有人会跟这个有劣行的商人做生意，他将会被排除出马格里布商人群体。也就是，一个人只要对另一个人做了坏事，一旦他的这种不好的声誉传出去，将受到其他人的集体惩罚。
格雷夫教授把这种惩罚机制称为“多边的声誉机制和多边的惩罚机制”，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民间组织习俗惯例的集体惩罚机制。尽管马格里布商人也有伊斯兰法律体系，当碰到贸易摩擦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诉诸法律，法庭的判决也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马格里布商人仍然是用非正规的方式来签订他们的契约，用非正规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在贸易或者经商中的冲突和矛盾。
热那亚商人不一样，他们选择非热那亚商人作为贸易代理商。格雷夫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告诉我们，从12世纪开始，热那亚商人就停止了运用“握一握手就可以签订合约”的古老习俗，而是制订了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以及契约实施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永久性的法院，制定合同法来调节商人之间的贸易冲突或争端。
为什么同一个地区两群不同的商人，会发展出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契约执行制度？答案是，经济制度必然与文化信仰相连，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内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契约的执行方式。
马格里布商人是一群活跃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商人，生活在集体主义的社会当中，有着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同时还具备了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信息传递网络。基于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网络，他们构建了一个用于支撑他们贸易活动的、集体性的惩罚机制。一句话，马格里布商人的这种制度，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核心纽带的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适合于熟人社会的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热那亚商人是一群从罗马帝国中解放出来的城邦商人。他们的宗教、文化所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支配下，同时也因为缺乏像马格里布商人那样的密切的社会网络，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以法律制度来作为有效运行基础的交易方式。一句话，热那亚商人无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他们的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契约执行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向陌生人社会推广的、普遍主义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弘扬商帮文化，应当以遵守法律和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主导地位为前提
格雷夫教授对11世纪地中海不同商人群的研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开辟了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从学理层面上研究商帮文化的先河。2003年10月，在复旦大学的新政治研究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作过这方面的发言。我试图利用格雷夫教授的历史比较分析理论来分析浙江的温州商人群体行为特征，以及它对温州区域经济的影响。《解放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说“史晋川教授在沪预言，温州模式将发生变迁”，很客观。但是被转载之后就不对了，有的都市报说“史晋川教授惊人预言，温州模式在20年之内即将消失”。(全场大笑)
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争论，比如有日本学者就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正是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促进了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我不否认这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对温州区域的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浙江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有它的贡献的，但因为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还没有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
但是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想我们对于商帮文化的认识应该更加清晰。我个人认为，在商帮文化中的确有很多很好的经商理念和经商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商帮文化中，基于地缘、血缘、亲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商帮文化，在交易范围扩大后，并不利于商业活动中“诚信”的经商理念的确立。商帮文化中的“诚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维系。一个在本地做生意很诚信的人跑到外地，跑到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跑到一个脱离了人格化交易方式制约的世界，可能是不诚信的，甚至骗起人来一点都不脸红。
所以，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不诚信问题，根本之道是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的经济、合约的执行，应该以法治为基础。
第二，商帮文化对于“三缘”的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倚重，尽管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润滑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它会导致商帮中商人的封闭性，阻碍商帮中的商人去开拓新的产业。道理很简单，商帮中的商人已经对人格化的交易机制、对“三缘”的核心纽带形成了很强的依赖，你要他走出现在的产业进入新的产业，这是要他的命。在新的产业里，没有人格化的交易机制，他就会觉得非常不确定，认为风险很大，他就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商帮文化所带来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帮的开拓，导致了商帮对活动路径的依赖。
即使在传统领域，商帮的开拓也要借助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什么手段？移民。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一个商帮是不可能在新的领土上开拓它的事业的。我们家从2001年到2006年，曾经在纽约曼哈顿住了6年。我们亲眼看到，在中国城边上一个很著名的区域，叫“小意大利区”，这个区域在这6年当中，最好的店面最好的铺面，逐渐都变成温州人的了。(全场惊叹)这是很厉害的，当然靠的是商帮的力量，它是一个商帮对付了另一个商帮。
第三，由于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认同，个别商人还会作跨经济领域扩张，形成一种商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结合，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
总而言之，对待商帮文化，我们一定要有全面的审视。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和继承乃至发扬光大商帮文化当中一些优秀的成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商帮文化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和有害的成分。
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根本是法律制度的构建，发展出一套以法律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遵守法律和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主导地位的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借鉴商帮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在这种条件下，商帮文化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脱离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去谈商帮文化，是一种思想上的糊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有害无益。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史晋川简介
史晋川：经济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理论经济学科组副组长，杭州、绍兴、嘉兴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被选为浙江省高校首批中青年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浙江省“151人才培养工程”首批第一层次学术带头人，1999年被授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称号，2000年被列入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学术带头人和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