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泉南人不仅敢冒海上航运的风险，也常冒犯朝廷禁令，不顾一切走私品。早在宋代，就有此风气，正如《宋史系年要录》中所载：“私商贩海，泉州多”。泉南人赚了钱后，不是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如赚了十万元，福州人可能会先存五万，拿五万去投资；泉南人则要再借十万，加上赚的十万元去经营。泉南人注重商业信誉，守契约，不失信，正如高丽郑麟趾《高丽史》载“泉州商人讲仁与信”，所以泉南商人中成大富翁的远远比其他几个区域商人多。

　　兴化（莆仙）人虽素有经商传统，但由于太节俭，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兴化商人认为吃苦是天经地义的事，做生意不仅靠头脑，还靠韧劲，有时为了推销商品，硬是不顾别人白眼，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不懂潇洒，不懂休闲，与隔壁晋江、石狮一带商人一掷千金的豪举，有着天壤之别。兴化商人对外界保持一定警觉，往往喜欢生活在老乡的圈子里，在对外时很“抱团”，只要一个兴化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而出。兴化商人虽然节俭勤快，但由于缺乏恢弘气派，且太过于计较眼前得失，真正成为富豪的并不多。

　　重商的精神

　　福建历代经商者的长盛不衰，除了福建人多地少等原由外，还与福建商人有着独特地位有关。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宦为吏。但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些；再加上商人的势力和影响，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早在闽国时期，统治者就对商人刮目相看，正如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中所言：“‘闽商’借雄厚实力，参与和介入闽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闽国统治者常有借助闽商之力，沟通与五代中原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作为闽国的使者而‘举表称藩’于五代。闽商人林仁翰、林灵仙曾孙，后事闽王王延羲，曾谋求市舶司之官。

　　闽南一带更是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观念深入人心。宋泉州蒲氏家族长于海外贸易，拥有大量船舶，甚至有私人军队，南宋朝廷干脆任命蒲寿庚为举市舶，掌握泉州财政大权。元初，蒲寿庚投降元朝，又被授官闽广都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累官直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蒲氏亦官亦商，进一步扩大其商业领域，直至拥有八十艘海船，成为地方第一大势力。至明清，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援，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朝廷为了安抚这些势力，不得不多加拉拢和让步，这恐怕是其他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