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不再是寻常的词汇，无论是作为地名，还是一种文化的内核。它曾经随着徽人的足迹四处漂泊，然后凝聚，达到了无比辉煌的高度。
人们用更多的赞美来形容它——“一生痴绝处，无梦多徽州。”
无徽不成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明清时期徽商盛极一时，其富堪可敌国。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白银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外贸易有巨额顺差，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
徽商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帆入海。“足迹几半禹内”，可谓“其地无所不至”。时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之说，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规模，均为商界一时之冠。
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时有“徽州朝奉”、“无典不徽”之说。清末上海69户典当，徽商所开者达30户，常有一人开设二、三号典当铺，多者可达四号。如戴静波设有源泰、润泰、义丰等四号典当。典当铺与衣庄联号经营，典当期满不赎的衣物交衣庄标价出售，则系徽商首创。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精良，便有个徽商在其住地租屋居住，专门收购她的布行销各地。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由是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紧俏物品。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文琛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一时有“吴丝衣天下”之说。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以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为最。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乾隆年间，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琯到胡雪岩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马曰琯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琯的儿子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乾隆皇帝褒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曰琯和他的弟弟马曰璐，被称作“扬州二马”，《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琯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扬州。乾隆六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为迎合乾隆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一方面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徽商的经商之道。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徽商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的识见。他20岁时遇见一个潦倒的书生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但私下里借用了钱庄的500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被钱庄辞退。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为生死之交。胡雪岩借助王有龄之力，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徽商的商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古徽州本来山阻壤隔、地狭人稠，自然资源匮乏，出产难以自给，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说。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而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追求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依托着宗族的势力共进退。“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将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徽商拢聚在一起的纽带。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他们在致富后除了扩大资本以追逐利润外，大多把聚敛的财富转回故里，修祠堂、造宅院、修族谱、置族田、建书院等等，甚至全面规划一族人聚居的村镇。以徽商为主的捐资助学，使古徽州府学、县学、村塾、家塾、义塾、学馆、书院等遍布城乡。据统计，宋元明清徽州共有书院260多所。真正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走进徽居，从设计、装饰、摆设、楹联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勤学守德、怡情养性、谦敬免祸等儒文化内涵。“东园”的主人为子所建的书室不设窗户而靠天井采光，以利其“潜心”读书：“瑞玉庭”中的错字楹联，寓意睿智、深刻；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学校比比皆是，他们延请名师宿儒教导子弟，家弦户诵，无处不透露出浓厚的礼教氛围。徽居的镜像，使人流连的同时不禁叹息：深厚的文化精魂铸就了徽商的奇迹，传统的礼教桎梏是否也注定他们行而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