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钟朋荣思考“商帮管理中的形式和制度关联”的同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则一直在理性地思考另外一个与“制度”相关，但更加深远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中，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商帮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

　　在他看来，“对于商帮文化的追捧，现在成了人们希望医治当今中国社会商人‘无奸不商’以及商业道德沉沦的一剂苦口良药。但是脱离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而一味大谈商帮文化，结果是有害而无益的。”

　　地缘亲缘成弊端

　　中国的商帮都带有明确的地域特征，徽商、晋商、浙商、无一不是以商人的籍贯地域命名的，正是因为如此，商帮—— 一群来自同一区域结帮的商人，其组织的核心纽带本质上就是地缘、血缘、亲缘。

　　史晋川认为：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商帮在经济活动中根本不可能、也根本无法摆脱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烙印。这种商帮文化存在三个致命的缺陷—— 商帮文化中的“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维系的，一旦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限制，不讲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商帮文化有助于润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的，也会导致商帮的封闭性，阻碍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和形成路径依赖。

　　最为可怕的是，只要具备时机，商帮中的商人就会将这一套做法运用到官商关系中去，从而将政府官员(老乡或熟人)纳入到以“三缘”为纽带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际网络之中，形成一种商帮与官府勾结，商人私利与公共权力的结合，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胡雪岩如此，晋商代表乔致庸也是如此。

　　商帮价值观应与时俱进

　　史晋川担忧并不是无的放矢的，今天的中国商帮不再生活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一个以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大环境，其竞争对手都是推崇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契约化交易模式)的国际资本集团。

　　环境在变化，中国商帮的核心价值观也应该随之而发生变化，传统商帮文化中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钱权交易的思维模式应该被彻底删除。(何晖、张文、白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