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这块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的知名城市正在遭遇“困境”。这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外部对于温州游资的恐惧，温州资本被视为市场秩序的对立一方，被迫从楼市、矿山等领域退出；其次来自温州内部，行政方面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走“重化”工业之路。

　　一块坚韧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热土，如今却可能被迫重走苏南模式的发展老路，这不仅是温州经济的悲哀，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悲哀。

　　诚然，温州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暴露出小、散、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几个月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于温州经济的指责无疑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是值得关注的风向标。那份报告指出，民间金融“在推进产业升级和市场经济现代化方面贡献力已显不足”。相对于苏州支柱产业中40%的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而言，温州支柱产业还停留在鞋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印刷等传统产业上，工业产值中高新产品产值占比仅5%；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中小企业占99%。

　　问题在于，这是温州民间资金或者温州商人的过失吗？

　　当温州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更大范围的更为规范的市场配套措施时，却发现自己动辄得咎。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举措，使得企业的高成本创新成为摹仿者获取利润的捷径，出口商品陷入低价竞争的怪圈，而需要商务部门提供的信息不仅多数收费，还总是姗姗来迟。

　　温州资金急需寻找出路，但温州人的投资却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当温州资金进入楼市，恰遇政策剧烈波动，温州炒房团成为现代投机者的样板；温州资金进入资源性行业不仅遭遇行业壁垒，又遇小矿山整顿，一声令下小煤矿便成片倒塌，投资资金就此石沉大海。

　　温州商人的窘境无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窘境的投射，区域性市场经济进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满足在小范围内各自为战，他们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大物流、有保障的高效金融体系，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对于产权的切实保障。如果并非商人违法而行，由政策性因素导致的损失，政府理应给予赔偿，如此才能树立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一个风险巨大的政策与法治环境只能培育出投机者与胸无大志的中小企业主。温州中小企业规模之所以不大，是规避商业、政策与法律风险所需，决非民企原罪。

　　温州商人本应成为新一轮市场发展的领航者，不幸的是，他们正在逆向行驶。大型企业迁出温州以寻求更高的发展平台，温州资金在各地寻找投资方向的过程中，利用政策漏洞与地方官员建立利益共同体，不顾当地的长远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狂挖滥采的现象屡禁不止。这反过来给予政策取缔的理由，由此形成一连串恶性循环，这一循环的终点就是，连温州本地的市场环境都受到质疑，并被行政权力侵蚀。

　　当此之时，政府本应为民间企业构筑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市场流通、信息沟通、法律保障各方面逐渐尽到一个守夜人的本份。温州地方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在各地保障温州商人的利益，并继续完善本地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以不公平的政策强迫中小企业与国际资本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