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创业：是做“先驱”还是“先烈”？

　　前段时间在上海开了一个临床微生物的国际研讨会，会上碰到一个国际大公司的高级“海龟”，他给我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我是中国生物技术行业创业的少有的“先驱”。其实，“先驱”和“先烈”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一场，也都值得大家的思念，只不过他们最后的结果不同：一个活着，一个已经死去。说我是“先驱”的理由是经过十年多的生物技术创业我还没有消失，还活跃在创新创业的舞台上。还有，我创办的Genaco公司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几乎没有销售额，但2006年，德国分子诊断公司Qiagen以2200万美金的现金加1800万的“里程碑”款项收购了Genaco。这点成绩在高科技行业不算什么，但是在刚刚兴起的生物技术行业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做生物技术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做什么。传统的生物技术公司有四类：作技术的、做产品的、作服务的和作信息的。我的选择是做产品。确切地说是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产品。结果很失败。

　　我1986年出国留学，1991年拿到临床医学遗传学的博士学位，1994年当上助理教授、临床分子医学遗传学实验室主任，1994年开始第一次回国参加当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优生产前诊断大会，并介绍美国当时刚刚推广开来的用血清甲胎蛋白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的方法进行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的方法。1996年成立Genaco公司开始生产，报批，推广这项技术。技术推广是成功的，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政府支付的医保项目，在江苏、上海等地是政府出钱做产前筛查。但是从商业运作的角度看，这个项目是失败的。首先是因为没有技术壁垒。这个项目采用的技术是ELISA(酶联免疫反应）。没有专利保护，技术简单。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的挫折让我认识到中国市场虽大，并不是谁都能拿到的。要想成功就要有“绝活”。提高技术壁垒，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一定的优势是成功的关键。所以1999年开始我就和Luminex公司合作，在它们上市以前就成为液态芯片技术平台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在该技术平台上开发核酸诊断产品。

　　可是这次我又犯了两个错误：（1）有了技术平台，并没有马上开发出市场急需的产品；（2）误认为Luminex公司会给我们足够的市场保护，不会给我们太多的竞争对手。

　　本来想有一个技术平台作为壁垒，结果像唐吉诃德一样穿着沉重的盔甲（被现金流压得喘不过气）却要和行业巨头去打拼。结果又是失败。这次失败的教训是：别人的技术平台不能成为自己的技术壁垒。

　　2003年，非典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中文的“危机”一词很好，即危险和机会并存。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4月21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一个香港商人谈在中国合作引进医学遗传学诊断技术平台。我突然冒出一句话“其实我们的技术平台可以做一个非典的鉴别诊断试剂，不但能检测到非典（非典病毒的序列4月十几日刚刚公布在网上），还能同时检测到其他可以导致呼吸道感染的细菌和病毒！”但是当时公司已经没有剩余资金作新产品开发了。“我需要10万美金研发这个产品，我们现在没有钱。”

　　这是我和他的首次见面，但是我们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就像是我一直寻找的哥哥。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他说：“健，你去做，我出钱。”有了他这句话，我们当天就开始行动。我三天内就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拿到灭活的非典病毒（这时中国的一些诊断试剂公司还在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要病毒作试剂研发）。经过我们公司的科学家不分昼夜地干，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星期就把产品研发出来，寄到中国。刚巧我们的合作伙伴认识部队医院实验室的主任，大家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四道岗哨，拿到临床标本进行验证。结果通过了药检所的测试，在香港、台湾的临床试验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在中国作生物技术，和在其他国家作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要认准市场，选择好的（最好是自己的）技术平台，研发能最快上市的产品。既然是创业，和钱打交道就是不可避免的。要能在第一时间赚到钱才能生存，生存了，才能谈发展，发展了，才能谈壮大。中国政府的支持很大，但那仅仅是增加了创新企业生存的机会，公司的发展壮大不能靠政府，也不能靠风险投资。钱不能保证成功，但钱是能成功的保证（之一）。

　　现在我又再次创业，我刚刚成立了一个叫iCubate的公司，研发和生产分子鉴别诊断仪器和试剂。我觉得这次成功的把握要大很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失败过，惨败过。

　　失败不是放弃的理由，但失败是重新开始的最佳理由。

　

来源：科学新闻责任编辑：山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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