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显示，随着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在威海、烟台、青岛、济南，齐鲁大地诞生了赫赫威名的山东商帮；往南，在江苏南部是苏锡常为基地的苏南商帮；再往南，东海边是宁波，台州、温州、杭州的浙江商帮；继续往南，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泉州、漳州、厦门的闽南商帮；最后一处，是毗邻港澳的广州、惠州、东莞、顺德、深圳等地的珠三角商帮。

　　浙江商帮，已经和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一起受到世人关注，可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1月8日，北京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了2006新京商高峰论坛。论坛上，作为“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目前在北京，“新京商”群体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

　　新商帮代表了中国商业的新品格，某种程度上，更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新京商”崛起

　　今年37岁的冯军祖籍江苏、长于西安，清华大学毕业后靠卖键盘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今天他旗下公司生产的爱国者系列品牌成了“百分百的北京创造”，而冯军这个并非“土著”的北京人也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新京商”。

　　像冯军这样的人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创新能力，凭借理想和激情在北京扎根创业，他们就是正在形成的“新京商”。

　　1月8日，“2006新京商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作为“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再次就“新京商”概念作了说明。他认为，“新京商”应具备的四大特点是：最新科技和独立的品牌；深厚的京派文化；更有开放性；更有社会责任感。

　　定性京商

　　和任何新生门派的产生一样，“新京商”在其立派之初同样广受质疑。

　　“新京商是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王琪延在首届“新京商”论坛上率先发言说。不过，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却认为，京商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

　　同时，俞敏洪还对“新京商”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过京商的说法，“新京商”也就无从谈起。他说现在讨论的应该是京商，京商是将企业总部设立在北京，在北京发展壮大，并依靠总部力量向全国辐射并带来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家。

　　针对上面两家之言，“新京商”概念的首倡者厉以宁表示，“京商”概念的重提，是为了加强本地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新京商”的合作互助与人脉力量。但厉认为，这同中国旧社会的“商派”概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走向完善，同时也是新的企业家群体兴起的时期。

　　浙江有浙商，江苏有苏商，安徽有新徽商，在上海又有人提出沪商，但实际上，“新京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首先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重视品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中关村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另外，北京出现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只要他们在北京开展业务，包括办企业、经商、推销等，他们就都应该属于京商范围，而不应该以籍贯论。

　　他认为，“京商”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和厉以宁的观点一脉相承，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认为，“新京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北京经济舞台上、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群体的概括。他们具有年轻、知识层次高、勇于开拓创新、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知本性、开放性、创新性是他们三个鲜明的特性。

　　据赵弘分析，“新京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柳传志、王选等一批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回国创业，带回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还有一些外地企业家把总部迁到北京；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信息产业催生出一批新的企业家。

　　商派标签

　　不以籍贯定义近20年来，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北京地区涌现出一批活跃在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与以往商帮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的家乡并非都是北京，甚至大多数人来自于全国其他地区。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聚集北京，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在北京交融发展，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创造着全球化的产业和国际品牌。尽管这些企业家在北京已经打拼多年，但“新京商”这一概念是崭新的，如何定义还需要不断摸索。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琪延所认为的那样，“新京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形成的新经营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

　　高学历优势明显不论企业家和学者如何定义“新京商”，北京目前确确实实地存在着40多万家企业，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一大批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人位列其中，而探究这些亿万商贾，高学历无疑是其中一条很好的线索。

　　多年从事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的赵弘将“新京商”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快速增长期。如今，“新京商”的队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从对中关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新京商”共同发展首都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技术型服务业的局面正在形成。

　　渴望更快融入北京 “‘新京商’早期从海淀特色出发，主要关注了高新技术企业，现在看起来这个概念还是窄了点。”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说。宏宇集团(星河湾)副总裁梁上燕对此表示认同：“除了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开发也算北京一项很重要的支柱产业。”

　　宏宇集团是家广东企业，梁上燕来北京发展的时间也并不算长，她觉得北京给“新京商”提供发展空间越大，“新京商”越有可能为北京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新京商”对北京做出贡献越大，就能得到更加大的生存空间。梁上燕说，其实“新京商”绝大多数是从外地过来，他们或者上学到北京，或者经商到北京，或者亲人随迁到北京，“新京商”在北京扮演双重身份，既是主人又是客人，对北京既熟悉又陌生。“新京商”在北京的企业与外地企业谈生意，确实有北京人的感觉，但很多时候也有生在异乡的感觉，他们常常被北京人视为外地人。

　　创新合作挂嘴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企业家们最常提到的词除了“创新”就是“合作”。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王琪延称企业每年淘汰率达到13％，也就是7年一个轮回。梁上燕说北京每年有上万家公司倒闭，又有上万家新公司诞生，这就是“新京商”现状。清华紫光的董事长李志强也认为：“生下来不一定活下去，每9分钟死一家企业。生存需要竞争，发展需要合作，只有强强合作，优势互补，才能更快发展。”

　　“如果中关村是一艘航空母舰，那么我们每个企业就是一架战斗机，大家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飞得更远，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补给。”冯军说。他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单打独斗都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如果能在同一航母上作为一个编队共同飞行，可以相互增加鼓励、动力，相互之间形成保护，交流国际化方面的经验，一起战斗。

　　商业精神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厉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展现、贪婪CEO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由此应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实际上，新北京期待新京商。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因此，新京商的来源既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京城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新京商”重在一个“新”字，这或许是其最大的意义。

　　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提及了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东与浙江商人几乎齐名，温州商人则被某企业界人士特别从浙江商人中摘出，且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和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于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及地域特征。

　　新商帮们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在地图上看新商帮的版图，五大新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25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地区的城市占3／5，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新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次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上来看，在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特色，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的特色愈浓烈。这种种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的个性中有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了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着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继承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与‘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合……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年度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经济发展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新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他们有来自浙江的善商族，也有来自北方的善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州商人，他们往往视野更为宽阔，而不过度关注眼前的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很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宇，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南北商圈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拓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味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高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于粤商与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作得纷纷扰扰。

　　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21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有了很大的能量。温州股份制的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优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8年至10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的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个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个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来催促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20世纪初的苏南和浙江模式探讨，到近期的珠三角和浙江模式探讨，可以预见，这样的商帮发展的争论还将继续。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点。

　　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帮则把经营企业看成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变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大商人的背后。往往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正如《新周刊》在《2000大盘点》中所说，胶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则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就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新商帮赶考WTO

　　中国的五大新商帮的起步都得益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而今在WTO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也成为新商帮们仔细考量的问题。

　　舆论认为，珠三角商帮的格兰仕和山东南帮的海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商帮直面WTO的表率。

　　格兰仕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格兰仕主导产品三年做到全国第一名(70%的市场份额)，六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市场35％的市场份额)。

　　《人民日报》海外版称，“格兰仕的实践，本质上讲已追寻到一条中国产经与世界接轨的通道。”格兰仕的创意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工厂通过超低成本控制建立压倒性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果说格兰仕主动把自己串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而海尔的张瑞敏则选择了一条运用全球化资源开发全球市场的道路。

　　张瑞敏说，只听到过海尔到美国设厂有风险，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提出不到美国设厂风险是不是更大。海尔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创世界名牌过程当中的风险，而不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必死无疑的风险。而担当海尔国际化战略重任的首批先头部队，是成千上万台专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储酒冰柜”。

　　与此同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在WTO面前，有些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江湖地位。

　　2002年2月份，美国提起的中国轴承倾销案成为入世后的中国首起反倾销案，轴承的生产厂家基本上都在浙江，涉及金额2亿美元；2002年6月27日，距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而通过的CR法规不到两个月，他们又起诉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涉及的金额有5000万美元。无论是轴承、眼镜、纺织品，还是茶叶、小龙虾、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涉及了多个行业的浙江产品遭遇贸易壁垒就有10多起。

　　浙江商帮的拳头产品，区域性强、产业集中，优势非常明显。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出口活跃的浙江商帮非常容易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浙江商帮一方面在努力了解和掌握WTO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