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商帮

　　成都商人在与粤商对照时说，粤商命脉中生来就有胆识超人的气质，敢为天下先，可能是海商性格，加之信息灵通，又与海外华人有来往，历来就是做大生意的好手。粤商在改革开放初期敢“喝头啖汤”，当内地人还端着“铁饭碗”对“下海”经商观望时，广东仔已靠开发廊、贩服装和生猛海鲜、泊来商品，猛劲地掏内地人兜里的钞票了。成都商人相形之下，历来就在天府之国的怀抱里，闭塞清闲，不肯吃苦耐劳，更不团结，守间小铺子，赚几个打麻将的小钱就知足了。

　　再说沪商。上海历来是中国的繁华地，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上海人见多识广。

　　上海又被称做东方的欧洲，“关哝啥事里”的上海文明注定了沪商有自我主见的经商理念。正如分析家所说，人们对沪商的看法与对上海货的印象有重要的关系。上海历来是中国制造民用消费品及工业品最多、最精良的产地，其产品历来拥有良好的市场信誉。这一点来说，其他地域的商人只能望其项背。

　　地域文明与商业文明相互渗透，所以各地商人的气质迥然不同。

　　二

　　一位姓刘的温州商说：温州人在历史上并没经商的习俗，可能是温州人穷怕了，改革开放后，就一往无前地全民经商。温州商人确实精明极至，小本起家，最初专做别人瞧不起的纽扣、拉链、打火机之类小生意，靠小生意打出大天下。温州商从出道之始就与众不同，是把家庭作坊和仿冒名牌与营造市场捆起来的。因为温州人多，有的是劳动力。

　　温州人身上的确具有与犹太人的狡黠相同之处，一开始就不是做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贩卖，而是像犹太人做珠宝一样，家家户户都搞前店后厂，这样的巨大能量才得以营造出中国最早的小商品大市场。仅纽扣一项，温州桥头镇就有四千多家作坊，每天将一千四百多种形形色色的纽扣大批量销往中国各地，号称“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研究温州人的文明和当地习俗可知，温州人历来有攀比效仿的习性。温州人习惯纳妾，家家户主都纳妾，就连修坟造墓也相互攀比。这种群起哄之的习俗就形成了温州人户户经商的局面。同样，温州人的聪明更在于仿冒别人的名牌产品，省了产品研制和培育市场的大笔投资，直接步其后尘大捞一把。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及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太人智商。

　　往往聪明过了头必然带来负面印象，当温州商的“第二次革命”仿冒名牌服装、皮货和加家电小商品时，其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败笔，就往自己脸上抹黑了。现在，温州也倡导质量兴市了。

　　三

　　很早以来，中国人就有“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观念，“争利者于市”在明清时代，造就出以徽商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商帮。

　　徽商靠玩“空手道”红透当时的商界，其帮中老大胡雪岩，从打工仔发迹到朝中二品官“布政史”，坐上头号中国官商的宝座，这是传统经商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商人。

　　历史之所以出现徽商与安徽的当地文明不无关系。安徽历来贫穷，却是个出状元最多的地方。这一奇怪的现象与徽人强烈的一个意念有关。徽人穷伤了心，就认准一个死理非读书考状元做官才有出头之日。读书要花钱，所以徽人不惜一切手段卖米、借钱也要经商，或贩盐或经营钱庄、当铺。

　　当徽商浮出水面后，也带动了左右。明清时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和黄河中下游一带，相继出现晋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福建商、广东商、陕商、山东商、宁波商十大商帮。

　　为什么中国早期的商人集中在这些地域呢？不难看出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是中国文明灿烂之地，孕育出商业文明理所当然。只有文明才能带来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

　　中国的传统文明核心是儒家思想，讲究诚、信、真、善，而传统经商的理念也离不开儒家思想为本。

　　星转斗移，到了本世纪，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徽商、陕商、晋商昔日的光辉暗淡了，新世纪的中国商帮阵营里除了福建商、粤商、山东商、宁波商等依然强大，另外沪商、东北商、豫商、温州商、西藏商等新面孔一跃而出。

　　新旧文明的交替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影响着中国商人的命运。现代意义上的经商观念和传统观念上的商人，正经历着市场的选择。

　　就拿山东商来分析。山东人的血脉里始终贯穿着好奇、仗义、吃苦耐劳和实干的气质，山东商同样有梁山好汉的血性，所以山东商能从历史的大商人地位走到今天仍是好汉的地步；而徽商靠“勾兑”朝野、经商读书考官的曲线救徽理念，必然在商界演出最终的悲剧。

　　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商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同样，粤商也在当今中国的家电市场上以实干、实力称王。

　　四

　　河南历来是黄河文明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中原大地省份，黄泛迫使河南人历代逃荒讨乞，河南的叫花子在中国是出了名的。因此有人说，河南人是满腹的讨乞学问。

　　讨乞的河南人浪迹天涯，见多识广，学会了很多东西。因此，河南人登上商场后给人的印象是；态度好，肯做一些别人不做的行当，但信用相对不足，无显著的优势行当。

　　不难想象，豫商的态度好与乞讨文明是分不开的，试想别人讨乞敢有不恭不卑的态度吗？这点与北京商相反，北京人历来有高人一等的意识，态度自然就有些盛气凌人。豫又因无地域优势和精美价廉的商品可傲视他人，于是在利益驱动下难免做一些别人不为的行当。所以，豫商反而有潜力。

　　成都地奥有限公司经营者，以不同的眼光与豫商打交道，看中了中原大地这一巨大市场，理性地在豫商中不断发展有知识、有良好素质的经销商，以豫取豫，竟然在中原大地上打开了药品销量最大的国内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对中国各地商帮不能提留在感性认识上，理性地分析对待方能把握中国各地的市场。

　　据零点调查公司的显示，北京商人总共提及了四十五个地域性商人群体，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商圈。

　　记者认为，北京商人的自我“介绍”较理智，称自己爽直、实在、讲究信誉、易合作，但气魄小、安于平庸、说多做少、无显著优势行当。因而京城出“倒爷”。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商人背靠京城，难免不好侃而懒于奔波劳累。北京的形象更不可能因京商的不讲信用而损，所以京商必须讲究信誉。

　　与京商的良好信誉相比，东北人在历史上是不经商的，是大量闯关东的人落难求生存之地。但东北的文明与北方文明息息相关，所以东北商直率、实在，粗犷但不精细。这与东北地广人稀而形成的性格粗犷、不善计较有关。

　　所以，中国的各地商人无不有着深厚的地域文明背景，有着其文明内涵滋生出的性格。东西南北中，各有特色。

　　所谓理性地看待中国各地商帮，应从历史与当今的地域文明变化中去深入地研究中国商人。正像与山东商人大碗端酒可谈成的生意，而与沪商则须细细长谈；与京商谈得连连摇头时，粤商则可能不瞻前顾后就拍板了；当潮州商愿意合伙做一笔生意时，成都商早已单枪匹马抢先下手了；当藏商诡秘地在藏袍袖筒中相互掐手指谈价时，东北商已率直地说：“大哥，还说啥老鼻子的话”了。

　　中国商帮探密

　　编者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凭借着地缘优势和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甚至成为国家商业的图腾。他们来自山西、安徽，来自潮汕、福建等地，他们构成了中国的著名商帮。虽然在“重农抑末”、“重儒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他们处处受到抑制、轻视、甚至是欺压。但是，一个个商帮的兴衰往往跨越几个朝代，其生命力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顽强。商帮中叱咤风云、富可敌国的英雄豪杰如雷履泰、胡雪岩、沈万三、刘鸿生、张振勋等比比皆是，其缔造的商业王国耸立在华夏大地数百年不倒，有的至今仍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如同仁堂、张裕等，我们仍耳熟能详。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他们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

　　中国商帮鸟瞰

　　历史篇

　　曲折前进：百年商帮演绎史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更没有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商人的活动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营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宋代已出现“地狭人稠”的局面。到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康熙所谓“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客观上鼓励生育，加剧了人地矛盾。据史料记载，宁波人口由明嘉靖元年(1522年)的34.6万增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235.5万。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徽州府所辖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三晋“表里山河，最为完固”的地理优势，使它在动乱时代成了周边省份老百姓天然的“避风港”，人口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雍滞。山东、福建等地情况也大体如此。“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度悬殊，仅从土地取食已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商业就成为人们特别是穷苦之人重要的选择之一。大多数人被迫聚众外出经商，或携技艺以经营四方。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排序“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那样他们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可能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韬略篇

　　优势结合：哲学和文化并举

　　在商业缺少法律保护的封建时代，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其中最著名、最熟识的就是徽商和晋商。

　　其实，在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商帮想立足商界并获得发展，必然与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正如史晋川先生所言：历史上的商帮都是依靠政府进行竞争的，而不是要求政府公平界定，保护产权的。因为他们深知：“不怕官，就怕管”。只要它能管住你，那么它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如果官吏心怀轨，他也会在能管你的人面前鼓捣你，让你很难过。反之，如果与官方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让官吏成为你的保护伞，那么你的生意也将大有发展。

来源：责任编辑：赵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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