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浙江省温州市曾以生产假冒伪劣的商品闻名，如今，它却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与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据了解，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60%到70%的人在经商，这些人中又有200多万人走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跨出了国门。不过，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人做生意，大多是前店后厂，规模不大，生产的也都是小东西，所谓小商品大市常其实，如果你现在到温州去走一趟，你就会发现，这也早已是老皇历了。那么，温州人现在的生意经是什么呢？
温州的街上，几乎没有大型商场，有的是一家连着一家的专卖店，当然有很多逐渐被人们接受的品牌，它们无一例外都写着温州制造。这里除了皮鞋和服装，让温州人自豪的还有打火机这样小商品了。
1987年，温州人以手工做出了第一只打火机。12年后，温州已年产打火机5。 5亿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国内市场的94%。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因为温州打火机的存在，曾经是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日本、韩国、台湾，已有80%的厂家关门。日本甚至从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国。但是，温州的打火机并没有卖出好价钱。
徐勇水是温州打火机生产商，他说起一件事，“我去过韩国，我的打火机给它是9元钱，它卖多少呢？280元。差别就这么大，这个对我打击很大，打火机是我造的。那里服务员说中国人造不出来这种打火机，我火了，我把所有的资料给他看，名片给他看，把我的打火机也给他看，他相信了，他卖到人民币算起来280元。我买了两个打火机回来，我给员工开会，说，为什么我们的附加值这么低呀？”
原因很简单，温州的打火机没有自己的品牌。这些年，大多为国外厂商做贴牌加工。
但徐勇水还是灵醒过来了，“13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才醒过来，我们也曾是想做品牌，可是我没有条件，一个质量不过关，一个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够成熟，现在应该是成熟了，我们打上‘威众’的品牌，我想不久的将来，世界打火机还是温州人说了算数，那既然是温州人说了算数，总得有牌子呀，你没有牌子，你不是温州人说了算数。”
由于有多年为外商生产打火机积累的丰富技术和经验，徐勇水已经在2001年注册了商标，生产自己品牌的打火机。
故事二
温州的某些制衣厂几乎看不到车间和厂房，以生产休闲服为主的美特斯.邦威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在它的总部除了几间业务洽谈室和几台电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公司总经理周成建称之为虚拟经营。他说，其实虚拟经营是一种借力，象美特斯·邦威能在短短的这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主要就是用了虚拟经营的生产方式。特点是它能使避开大而全、小而全的这种重复建设，走专业化分开之路。
对美特斯~邦威来说，现在全国共有70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专业厂家为它提供生产方面的支持，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广东、上海、苏南、苏北一带。而产品销售则由专业化的销售队伍通过500多家专卖店去完成。总部的工作人员只需通过这几台电脑来了解和监控。当然，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由总部整体把握，这种方式有些类似于耐克鞋的运作模式，那么，美特斯。邦威为什么会采用呢？
周成建讲，“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积累的资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有可能就走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公司成立只有6年的时间，这么多工厂都要自己去建的话，肯定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么，不算时间，每家生产企业至少要几千万的投资，有70多家生产企业，那算起来是一 个非常大的数目。”
正是因为对自身实力有清醒的认识，美特斯`邦威才通过虚拟经营的方式，使自己从最初2千万元的销售规模快速发展到今天9个亿的销售额，6年增长了45倍。
故事三
在奥康集团的皮鞋生产车间，充满了现代化大工业的气息，每一只皮鞋都要经过固定的程序才能完成，各种辅料按要求摆放在指定区域，地上见不到任何边角废料，因为工人的脚下都配有垃圾桶，那些纸、抹布脏了就要放进桶里，必须放在里面才行，如果不放就要警告，告诉你应该放好。
目前奥康集团生产一线的员工有3800多人，销售人员5000多名，2001年生产皮鞋600万双，销售收入8。2亿元，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前3位。企业大了，管理的作用更加突出。
管理讲起来很好讲，但要从细微的地方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对这一点，老板王振滔感受最深，比如车间里面的摆设，包括物品的堆放、员工的就位，每个地方要按标准来作业；从另外一个角度，管理也会减少成本、降低成本。企业生产成本就要最低化、销售利润最大化。
管理的强化，来源于温州人对品牌意识的觉醒。从自筹的3万元资金起步， 13年的时间里，王振滔通过一场品牌革命，把奥康从一个农村小作坊，变成了一个净资产3亿多的鞋业集团。
王振滔先生说，近几年来，包括好多国外的品牌其实都在温州这些鞋厂加工，那么它卖的价格是我们的三、四倍，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它起码卖得(比我们贵)好几倍。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故事四
意识到品牌重要性的不仅仅是王振滔一人，奥康一家，在温州4千多家皮鞋民营企业中，实行品牌经营的就有900家，红蜻蜓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家，它不仅注重品牌，而且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鞋文化博物馆，这家做鞋的企业似乎想从文化中挖出珍珠来。钱金波体会是，总感觉到对文化的投资是一次投资三次回报。怎么讲三次回报呢？因为文化能够影响产品、能够影响企业，文化内函更能影响企业家。
文化对钱金波的影响就是在红蜻蜓成立6年中完成了两次转变，因为对民营企业来说，规模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解决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
钱金波说，要使我们的品牌永远年轻的话，我们必须要把企业持续发展的风险分流到中层干部身上去，那怎么做的呢？我第一个三年，我首先请了一位局长做我的财务总监，我把所有的资产都交给了他，下放了财务一支笔。
第二个三年，钱金波放弃了总裁的职位，这是他考虑了3年的结果，他认为请总裁是找了一个共同创业的人。
钱金波说，因为总裁的位子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科学决策的重任，仅仅是高薪我感觉到还是不够，我干脆一步到位就是共同创业，怎么共同创业？进入我们董事会，要是股东。
他们已经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意识到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并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靠近。
故事五
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过度，并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已经成为温州企业的共识，而这种共识的达成与温州遍布各行各业的商会组织不无关系。温州的商会多是自发的、纯民间的组织，庄吉集团的董事长陈敏就刚刚担任了温州服装商会的会长，在商会，他有自己的办公室，一周7天，5天在这儿上班。陈敏说，这个行业组织在社会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同行中能够起到自律，在共同的推广宣传还有帮助政府做一些行业的管理，确实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除了来自民间的商会的作用，温州市政府为企业上台阶、出品牌也做了很多引导工作。
从92年开始，温州市政府就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二次创业的核心就是质量和品牌，当时有两句话叫“质量立市品牌兴业”，把质量和品牌具体落实到三 年、五年、八年的要求(就是三年当中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经过了七、八年来的努力，产品质量提高比较快，尤其是到了98年以后，已经出现了一批知名的，驰名的商标和著名的商标。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几个温州人的新故事，而其实，我们的记者在温州采访时，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还要多得多，而且这些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人们都会感受到温州的新的气息。无论是做打火机的，做鞋的，还是做服装的，做电器的，温州人都兢兢业业，在老实本分的同时而又勇于大胆创新。品牌、效益、现代管理、虚拟经营，这些现代企业的常用名词越来越多地被温州人所接纳和理解，也正是这些，推动着他们一步步走出家庭作坊，走出假冒伪劣，走出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温州人与欧洲人的“文化冲突” 温州人三次大起大落的经商故事 中国“犹太人”2005炒什么
温州人走在广东人前面 温州人：经济动物 温州人的海外生意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善于推销
温州人最善于推销。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矗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特别灵光。在温州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钱。
温州人很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最早贩销纽扣的购销员是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外出经营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这一点与宁波人非常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
北京是温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营。北京城里有遐迩闻名的“温州村”，他们散布在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和大郊亭，呈星状围着整个北京城。今天有许多大腕级的温州商人在北京城，例如蜚声海外的“101”毛发再生精发明者、人称“红色大亨”的亿万富翁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女老板，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出来的纽扣老板群，还有来自乐清柳市的电器电子大王，来自苍南金乡中国最大商标城的商标大王，也有一批年轻的在京城商海里搏击长空的一代儒商。
大上海也是温州人大显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为豪的商品世界，而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是温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温州人也敢闯。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
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成为“东方起动点”，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新华网)
温州发生了什么？
偏居浙南一隅，人口755万，下辖3区两个县级市、6个县、143个镇，海岸线长达355公里，大小岛屿150多个，控山带海，利兼水陆，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在温州117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这个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和全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其改革和发展史，惊险时如狂涛拍岸，雄浑时如波澜壮阔。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再到1990年代，温州一直成为被我们评说的话题。
现在，温州被评说最多的，是其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西方国家的100年，200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33亿元；温州被重视最多的，是到2000年底，民营企业数量占其企业总数的90%，实现工业产值1500亿元，占其工业总产值的85%。
“所有的改革行为往往是以创造性地破坏现有体制的特征，也就是得不到正统观念认同甚至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之嫌疑。只是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之后，才逐渐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并广为效仿……”有人对温州做出了这样的阐述。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完全有理由说，在前进过程中，温州最有效也最为人称道的两大法宝，可以归结为务实和创新。它们生动多姿地构成了温州行为指向的实质内容。为此许多人津津有味地做了不厌其烦的分析与概括，并生产出流布广远的“温州模式”一词。
而事实上，温州民间最初开创这一模式时，目的就是为了吃饱肚子。毋需给出诸多诠释。这样一个朴素而实在的目的，竟最终成为无数温州人踏上经商、办厂之路的原动力。
一种说法是：“温州模式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奇迹。”还有一种说法是：“今天的温州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缩影。”
而温州目下，面对成绩的同时，同样的，也需要面对空前的考验：一方面是可占用土地告罄等内部因素；另一方面，如温州本土一位经济学者所说，“温州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和阻力，主要还有来自外部的制约、外部制度创新滞后，比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
热闹来自外面的世界，在奔跑的路上，温州透着独有的理性和冷静。
温州版本不可复制。而每一个旁观者，期待的同时，也都会追问：
为什么是温州？
开宝马坐大奔早已见怪不怪，越来越多的洋房别墅，只能说是温州经济生动的外化和具化形式。务实的温州人说，“我们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蜕变，蜕变
洞头是游离在温州几十海里之外的海岛县。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温州作为军事前沿的代表。曾经蜚声一时的著名电影《海霞》，讲述的就是洞头人、温州人的故事。
“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想当年，此类层出不穷的民间歌谣，传递出的都是温州穷啊穷的信息。1957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从1957年到1976年，温州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仅1.98%。这就是温州十几年如一日的潦倒现实。
温州经济发展长时间陷于停滞状态。据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介绍，温州人口680万，人均耕地仅0.4亩；远离杭州、上海，无大城市依托，一面临海，三面隔江，交通不便；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6.55亿元。正是这些客观和现实的原因，把温州人推向贫穷与饥荒边缘，同时也把温州逼上“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
蜕变，蜕变，温州开始埋头用行动实现自己的蜕变。“在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温州就率先拉开了市场经济帷幕。家庭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从耕地经营中分离出来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副教授介绍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温州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逐渐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有资料显示，1978年温州个体工商户只有2800户。到1986年，已发展到14.6万户。全市工业总产值中，个体家庭工业占35%；商业零售额中，个体商业占40%；交通运输业中，个体运输户占全市客运量的50%、货运量的65%。私营企业约占农村乡镇企业总数的15%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在家庭和联户经营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3.5万多家，约占农村企业总数的46%。
“由于这几类经济成分都是自发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在当时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尚未明朗的条件下，温州各方面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同时也考虑到工商登记的规定的滞后性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优惠条件不同，往往采取比较隐蔽的做法。”谢健分析，从个体经济来说，绝大多数是采取挂靠方式，而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是“戴红帽子”，即挂集体企业牌子，所以到1980年代中期，从统计数据上看，仍是公有制占有绝对的比重，但实际上集体经济中至少有70%到80%属于上述几种经济类型。
时至现在，回首再看，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竟全出自温州。再从数字上看，从1978年到2001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从1.3亿元增加到93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翻了4.8倍；工业总产值从11亿元增加到203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翻了7.3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32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元增加到4680元。
无可否认，温州在中国创造的这些“第一”与“奇迹”，昭示着温州业已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今天的温州，在中国几乎呈现了一道鲜丽的市场经济风景线，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列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温州一词也成为一个结实的经济符号。它与温州人艰辛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故事血脉相连，更与为温州经济发展遮风挡雨的政府息息相关。开宝马坐大奔早已见怪不怪，越来越多的洋房别墅，只能说是温州经济生动的外化和具化形式。温州人与温州政府究竟在温州富裕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才有了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局面？
中央党校郑必坚教授说，“温州的活力来自于温州人的不断创新。”创新，突破，与众不同，即便在计划经济高压时期，温州人的这些特征也会“激流涌动”。比如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温州的永嘉县有组织地进行包干到户，到次年春天，温州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多达1000多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因地制宜的温州经济很快走上了有所为的发展的快车道。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法规制度尚未完善，社会舆论对私营经济压力很大。谢健举例说，由于当时政策不允许，温州的大量家庭工业户和供销人员，在银行没有户头，自身没有字号，采取挂在乡村集体企业名下开展业务。
这种为温州农村产品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做法，在当时被称作“挂羊头卖狗肉”。而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角度看，这是“四无企业”、“皮包工厂”。谢健告诉记者，当时温州的一些地方也曾试图加以限制，但一管之后，当地的产值、税收等立即就会下降，所以最后大多数乡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鼓动也不管制，任其发展。”
1984年，温州城乡市场发展到393个，出现了苍南宜山再生腈纶市场、金乡标牌徽章市场、永嘉桥头钮扣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闻名全国的10大专业市场，形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成熟了著名的广为人知的“温州模式”。
1980年代中期以后，股份合作企业的大量出现使温州模式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还不很完善，国家也还未颁布有关这方面的条例和法规。但争议归争议，务实的温州人说，“我们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1987年，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条理》出台，为国家制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供了参考。同一年，温州市政府制订的中国第一个有关股份合作企业的地方性行政规定《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暂行规定》，成为1992年国家农业部制订《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的蓝本。1994年，《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法》实施，“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制订质量立市法规。”
在温州，不用政府投资一分钱，靠引入市场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就建立起温州机场、金温铁路、温州大桥……等等，在这中间，温州尝试了多种市场经济的做法，如在建设现代化的体育馆时，为筹集资金，除了出让旧场馆，发动单位和群众投资这些办法外，还提出新场馆座位拍卖的新方法以及场馆和商场合一的场馆设计新思路，“在全国地市级城市建设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谢健说，在社会消费资源方面，政府也在积极发挥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进行筹措资金和合理调控。
温州的，世界的
像其他城市一样，在温州每天可能都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会议召开。所不同的是，每天都可能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参观者和访问团，朝圣般光临这座民营经济异常活跃的火热的城市。“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时候，适逢非同凡响的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即将于11日召开，温州市政府围绕大会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正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据温州市一位官员介绍，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将着重突出“国际性和民间性”，以“联谊、发展”为大会的主题，即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联络世界各地温州人共叙乡情乡谊，敦睦团结，让海内外温州人全面认识日新月异的温州，向全世界宣传温州；让海内外温州人加强与家乡的联系与交流、共谋发展新世纪的温州。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促进温州与世界各地经贸活动的交流发展，促进温州外向型经济的更快发展，促进世界各地温州人自身事业的更好发展，进而推动温州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的实现。
温州当然要更加广泛地走向世界，更国际化，但就目前而言，关乎温州痛痒的要务似乎并不在此。这位学者不无忧虑地说，大部分企业和产业科技含量低，可利用和占用土地稀缺，目前严重制约了温州的经济发展。这两大矛盾不能有效化解，温州经济会在低效平台上徘徊很久，甚至会走向死胡同。
温州大学市场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温州市民对举办世界温州人大会的支持率约达80%。73.70%的人认为大会会给温州带来很高的知名度，62.80%的人认为会加强温州人之间的凝聚力，59.40%的人认为会更好地宣传温州人的精神，55.40%的人认为会给温州带来很大的商机。而在受调查者中，认为大会会给温州带来一批资金和人才、带来一些新的观念、能加快温州城市建设步伐、会提升温州整体城市品位的人，则分别占到了48.10%、36%、33.30%和27.50%。
■大会的主题
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将着重突出“国际性和民间性”，以“联谊、发展”为大会的主题。联谊：即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联络世界各地温州人共叙乡情乡谊，敦睦团结，让海内外温州人全面认识日新月异的温州，向全世界宣传温州；让海内外温州人加强与家乡的联系与交流、共谋发展新世纪的温州。发展：即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促进温州与世界各地经贸活动的交流发展，促进温州外向型经济的更快发展，促进世界各地温州人自身事业的更好发展，进而推动温州在新世纪新阶段“一港三城”发展目标的实现。
■大会的规模和来宾的组成
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规模1500人(包括市内200人)。邀请对象主要以境外的乡贤和工作生活在祖国各地的乡贤为主；同时邀请部分对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并与温州关系密切、交往频繁的各级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从邀请对象的职业性质和人员结构上，强调三个方面重点：一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并邀请政界、文艺、教育、科技、社团、侨团等各界中的代表人士；二是以精英为主，即各方面的拔尖人物或代表人士；三是以中青年为主，主要是考虑承前启后，延续今后的联谊。
■大会的日程及安排
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召开的时间定于10月11日至13日，在“轻工博览会”前际，两个大会前后衔接，各有侧重，一个重亲情联谊，一个重展销、招商。“世界温州人大会”会期预定3天。以体现“亲情、乡情、联谊、发展”为主要原则来安排六大板块内容：
(1)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经济社会各方面事业发展重大成就的活动，让世界各地温州人了解家乡的变化。
(2)体现家乡人民对来自海内外乡贤亲情、友谊的敦睦活动。
(3)让世界各地温州人共谋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动。
(4)展示闯天下、闯市场和回报家乡两方面典型人物的活动，激发世界各地温州人的爱乡之情。
(5)加强海内外温州人联谊的活动，推动海内外温州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6)向海内外展示温州、宣传温州的活动，进一步扩大温州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
民营企业无疑是温州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温州工商部门的信息说，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1.5万户，从业人员近40万人，注册资金达31.5亿元；私营企业37000多家，从业者33万人，注册资金达300亿元。2001年共创产值475亿元，其中工商业产值占温州市总产值的80%，上缴税收占温州市税收总额的72%，“民营经济已成为温州市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一位研究者说。
家族制，发展与瓶颈
1980年10月，潘明虎成了温州市工商局注册的第一个个体工商户。20多年流水一样的日子过去，潘明虎没有发达，他还在温州城内经营着一爿门脸不大的小店，每天早上到鼓楼下的那家小吃摊喝豆浆吃生煎包，像最初一样，每天的生活平静而安稳。
潘明虎的后继者当中有多少发达了，有多少陨落了，似乎都与他潘明虎没有关系，也似乎没有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事实上，正是最初的潘明虎们，构建了温州日后民营企业的基础和起点。
温州民企最早的发育成长，几乎都是以家族为轴心，由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共同出资兴办，一般采用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或者是不规范的股份合作制形式。即便现在，温州众多的民企都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
记者在温州走访了几家大小不一的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温州著名的打火机、鞋类、电器等行业。它们共同的一点就是家族式企业管理，“企业家族化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管理，便于有效地调配资源。”一家鞋厂的老板说。
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小狗经济”。他说，“小狗经济”的本质就是用市场交易的办法进行两个替代，即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
“家族式企业是温州兴办工业，进行原始积累的一种有效方式。”一位学者认为，随着民营企业改革的深入，它也会成为障碍，他列举温州一位企业家的话说，目前温州企业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也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大股东、经营者的素质问题。他们原本大多是农民，头脑中的小农意识与现代企业理念相去甚远，因此温州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企业家自身。
温州的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承认，“低、小、散”是民营企业的一大缺陷，尤其是亲缘、血缘关系虽然在发展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这种组织制度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目前真正打破家族制的企业在温州很少，一是因为温州民企的发展才不过20年，创业者还没有到退下来的年龄；其次文化教育一直是温州发展的软肋，没有好的内部人才环境，吸引外来人才也难；还有就是民企不能接受职业经理人。
走进来，走出去
吴小毛从首都经贸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安徽省农垦厅。但没干多久他就辞职到了温州。至今他已在温州干了7年，做到了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还在这里成了家。他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就是温州人，他已经离不开这块地方，“我在公司里不但拿工资，还有股份。”
许多像吴小毛这样的外地人走进温州，成了温州人。在温州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生产着诸如标牌、小五金、低压电器、标准件、阀门、塑膜、编织袋、钮扣等各类产品。这些产品虽说都是小商品，却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对城市大工业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也正是这些小商品，为温州赢得了“中国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印刷城”、“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制笔之都”等等荣誉。
温州市企调队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外来人口有203万之多，占到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26.8%，其中尚不包括来温州不到半年的近36万外来暂住人口。
几乎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温州人在走出去。“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有调查显示，温州在外人口有160多万，在全国创办了3万多家企业，个体工商户37万，总资产超亿元的企业有近50家，在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收入1600亿元，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建造了一个温州。在世界上也有50多万闯荡市场的温州人的身影，他们已经建立了近40万个营销网点。
迁出温州的有名有姓的企业，也达到了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也有250家，行业涉及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等。
现在的温州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而是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放大了的温州，温州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籍贯归属，而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注释。
石家庄浙南商会会长黄建厅告诉记者，单是在石家庄做生意搞企业的温州人就大约有10万之众。1993年来到石家庄的黄建厅可谓是这群温州人的代表，现在他在石家庄北二环经营着占地286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华北鞋城，他说，“已经在这个全国最大鞋类批发市场投入了2.9亿元。”
温州市前市长钱兴中说，地方政府不怕外流，因为流出去的是人员商品，带回的是信息、技术和订单，根还在温州。温州人早已经走出去，而且正因为走出去引进来，才有了合理的流动；有了合理的流动，才促进了发展。
温州企业外迁势必牵扯资金外流现象发生。一些媒体在惊呼温州资金外流的时候，本土的温州人却显得心态异常平静，他们说，流出去的资金迟早会回到温州，只要掌握资金的人他是温州人，他的根就还在温州；今年1月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入温州的资金就高达220多亿元，“所谓的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而不是存量意义上的逃离。”
只要温州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温州企业越是向外拓展，就越有利于温州经济的发展。康奈集团副总经理周津淼对记者说，“资金外流，原因不只一方面，也未见得就是坏事。”
本土经济学家的鼓与呼
作为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在温州是个很受外来取经者重视的本土经济学家。记者几次打算想当面请教，他都因为在外地出差或讲课推辞了。“刚从江西回来，有几家媒体约访，嗓子都讲哑了。”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第二天要去瑞安给东北一个城市的参观者讲课，然后还要到外地出差。
马津龙说，“毫无疑问，人们关注温州，无论是侧目而视还是青眼垂鉴，首先在于温州制度变迁中超前的民营化选择。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正是由于超前的民营化，使得白手起家的温州民营企业在极低的起点上抓住了转型初期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事实上，凡是私人物品部门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民营化，这正是温州模式为中国改革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当然，温州的压力首先也来自这种超前的民营化选择。”
像马津龙这样的被称为温州本土经济学家的人还有许多。他们像温州商人一样，同样活跃在温州经济的舞台，与其同甘共苦，同悲同喜。有了他们，是温州之幸。
应该说，一直在密切关注并亲身参与到温州经济发展之中的温州本土经济学者，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牵引和支持作用。温州民企的发展，能有今天，得益于这些人不少。跟温州商人不同的是，他们多站在配角的位置，为温州民营经济鼓与呼。
1956年出生的黄正瑞，现任苍南县总工会主席。早在1986年，他在浙江电大写出的毕业论文《对中国国营大型企业试行董事会领导体制的探讨》，就获得了“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同一年，他把研究的触角伸向“股份合作制”研究领域。1987年，在一篇调查报告中，黄正瑞在全国第一个把这类企业明确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第二年，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通过了黄正瑞设计起草的股份合作企业章程。“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黄正瑞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北京的重视，1992年他应农业部之邀起草《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并担任主要执笔人。
“理论得到肯定之时，其使命也就走到了终点。”黄正瑞说，股份合作制当年负载着温州经济走过了最为艰难的改革沼泽地。
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在温州当过县委书记、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他把温州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概括为“老百姓经济”，“一是说这种经济活动参与面广，渗透力强；二是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跟传统意义上的官营经济有明显的区别。”李丁富说，“它出身注定不高贵，就像农村的孩子取名二狗子，不过它很随缘，自立性、生命力强，好养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这些本土经济学者，是沾了温州商人的“光”。温州商人在全国叫响了，这些人也“牛”了。而其实，他们何尝不是相互成就，双赢呢。温州商人推赏多做少说的行事风格，恰恰是这些说话的经济学者，为他们呼吁出了一个干事的环境。温州商人需要能为他们的存在说话的人，温州的本土经济学者恰恰站出来，做了他们的代言人。
■相关链接： 温州地理
地理位置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是浙南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东濒东海，南与福建毗邻，面积1178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55万，除汉族外，有畲、回、满、苗等24个少数民族。
历史渊源
温州古称“瓯”，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原始瓯人繁衍生息。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建东瓯国，封越王勾践第七世孙驺摇为东海王，世称东瓯王，国都在今温州市区。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设立温州后，区域范围和名称才开始稳定。南宋时温州在农业、造船、采矿等方面发展很快，并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此后温州一直为历代路、府所处。
气候状况
温州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18℃。温州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瓯江、飞云江、鳌江、靖江自西向东入海，海岸线长355公里。有洞头、大门、鹿西、南麂、北麂等大小岛屿150多个，山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8.2%。
旅游资源
温州素以奇山秀水扬名海内外，境内雁荡山和楠溪江被定为国家级风景区。
温州市区瓯江中的“江上蓬莱”———江心公园，又称江心孤屿，是瓯江中心的一个孤屿，面积约9万平方米，屿上两个小山头各有一塔，东西相对。岛上有江心寺、文天祥祠、革命烈士纪念馆、博物馆等。南雁荡山、中雁荡山、泽雅、瑶溪、寨寮溪、玉苍山、百丈、洞头半屏山等都是各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温州历史悠久，境内古文化遗址众多。诚意伯庙、文信国公祠、谢公亭、公文书院等遗址，每年均吸引不少游客以及后裔前来省亲、观光。
地理资源
由于土地肥沃，山海兼利，温州物产十分丰富。已发现矿藏有铅、锌、锡等40多种，探明大小矿点300多处，明矾石储量达2.2亿吨，有“世界矾都”之称。东部平原盛产稻谷、小麦、油菜、糖蔗等，还出产瓯海丁岙的杨梅，苍南马站的四季柚、永嘉东皋的柿子、乐清雁荡山的寻梨等多种传统名果。温州有名的水产品有大小黄鱼、墨鱼、鲳鱼、鳗鱼、梭子蟹、凤尾鱼等。此外，还有泰顺的“承天雪龙”、永嘉的“乌中早”、乐清的“餍荡毛峰”等珍品名茶，多年来中外驰名。
“小商品，大市场”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考察温州后作出的经典描述。专业市场在“温州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遍地开花的温州市场中，有十个市场最著名，被称为十大专业市场。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专业市场，如今已难寻昔日的盛况。
钮扣城兴衰
桥头镇深藏在永嘉县西南的瓯越山水里，这里因生产小小的钮扣而名闻天下。从瓯北镇顺着沿瓯江的弯曲小道一路颠簸，来到一片楼盘挤满山沟的地方，这就是桥头。镇上一位三轮车夫告诉我们，桥头镇有65%的人从事钮扣生产，有25%的人生产拉链，还有10%的人像他这样自谋生路。桥头镇工商所所长王金瓯说，这种说法大体精当。
“中国桥头钮扣市场”是一片体育场形状的巨大建筑，从外形上依然可以看出它昔日的风采。进入市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书包、文具、童装柜台，不免让人将信将疑：这就是号称“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桥头钮扣市场？继续往深处寻觅到钮扣柜台，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钮扣柜台异样冷清，卖钮扣的人比买钮扣的人还多。男摊主们躺在钮扣堆里打盹，女摊主们闲适地织起了毛衣。
桥头镇工商所的资料统计，桥头钮扣市场的摊位已经从过去的4000多个锐减到现在的500多个。甚至有人用“土崩瓦解”来形容这一大型专业市场当前的情形。
桥头钮扣市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崛起的小商品专业市场，它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桥头镇地少人多，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2亩，有在外面弹棉花的手工艺传统。1982年左右，一些手工艺人发现国有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积压严重，于是将这些积压的废料拿过来进行清理加工后，拿到市场上竟然成了俏销品。在温州通往桥头的公路边上，渐渐自发形成了上百个摊点。在工商部门牵头下，这些服装辅料摊点最终集中到市场，这就是今天桥头中国钮扣城的雏形。
到1986年左右，这个专业市场纽扣摊位有700多个，从业人员有2000多人，而围绕这个市场的推销员则有8000人之多。这8000人每到一地，就一家一户地同商店接洽，问要不要买纽扣产品，日积月累，逐渐建立起一批固定的客户关系，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息网络”。除销售钮扣以外，还有些地摊经营表带、塑料丝带、发卡、仿制手饰等小商品。从早到晚，专业市场里拥挤着人群，熙熙攘攘，在桥头通往外界的晴天是灰雨天是泥的公路上，农民们肩挑手提将产品送到外边，几十里山道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艰苦创业、薄利多销，是支撑桥头市场的一大支柱，每粒纽扣的获利，是以毫厘计的，毫厘虽微，量大就可观了。桥头人在与时间争利，每天清晨，整个桥头镇就笼罩在一片绵密的机器声中。
1994年，桥头钮扣市场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时它的市场摊位发展到4000多个，拥有各类钮扣2800多种，占国内销售总量的80%。钮扣市场更是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令一些桥头人失落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钮扣市场直接成交额急剧下降，摩肩接踵的热闹场面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萧条，生意清淡，去年，这个“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还因为拖欠电费而遭遇被掐断电源的尴尬。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是，市场的衰退还带来了其他产业的滑坡———沿街店面价格下跌，交通、餐饮行业失去客源支撑，一些家庭作坊与市场窗口结合紧密的小企业在这种变化面前显得手足无措。
桥头，因钮扣市场而闻名，桥头人，因钮扣市场而致富。消失了熟悉的讨价还价声，市场失语，对今天的桥头人意味着什么？
“有形”遁入“无形”
与部分小本生意人难以接受的情感相比，当地一些分析人士乐观地认为，市场的消退只是障目的表象。在过去的几年中，桥头钮扣的市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长大了。
桥头镇工商所所长王金瓯认为，桥头的钮扣市场由过去的类似于农贸市场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购销方式，已经向大工贸、大物流的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市场体系自我拓展、自我完善的过程。
在过去几年中，桥头镇走南闯北的推销大军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大中城市建立起了较稳固的“二级市场”，他们逐渐由“行商”演变为“坐商”。企业集团化的出现和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建立，使得桥头钮扣市场从内向外形成了三大营销网络：以桥头钮扣专业市场的商贸城为中心的“第一市场”；以12000多名供销业务员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承包7000多个柜台批零经销的“第二市场”；一批企业家将销售触角延伸到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三市场”。
这样，桥头本地市场就自然而然与原本的“火爆”形成“落差”。但这还不是桥头钮扣市场发展势头减弱的首要原因。
有调查表明，如今桥头的钮扣、拉链、钟表等产品有30%以上的交易在网上达成，并且增势喜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已由过去的100%下降到20%。剩余的50%的交易凭借电话、传真等方式完成。桥头的钮扣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走向联合，由个体工厂发展为股份制企业、集团公司，企业规模扩张使其逐步摆脱对专业市场的依赖，构筑直通式的销售网络，发展固定客户，形成了产品从仓库直接到客户的格局。
1990年代初期，桥头钮扣市场每年的成交额保持在21亿元到23亿元之间，1996年，该市场的成交额达23.5亿元，1996年之后，市场成交额呈逐年下降趋势，1999年，该市场的成交额仅14.2亿元。与市场成交额递减相比，该镇工业总产值却是直线上升。1999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21.5亿元，2002年这一数字是43亿元。全镇6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个体户有2700户，工业企业700多家，200多家专事钮扣生产。桥头仍然稳稳保持着“中国钮扣之都”和“中国拉链之乡”的称谓。
钮扣市场是否暗藏危机？钮扣本身单个产值小，技术含量低，当地许多人包括政府都对这一行业今后的前景缺乏足够的信心。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对这一行业长期积累下来的生产技术、流通渠道等优势充满信心，现在，他们仍在着力转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力争让这一产品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桥头有40多家企业在国际互联网上设置了自己的网页，许多企业营销人员足不出户，轻点鼠标，成万上亿的的小小钮扣便流向千厂万店，省去了舟车之劳顿，非常方便。产销直接见面的单一销售方式，已经向连锁、代理、配送等多渠道营销方式迈出了坚实步伐，网络销售、电子虚拟市场等新型营销方式正日臻成熟。桥头的钮扣市场从传统到现代销售方式的成熟流变，使得市场从“有形”走向“无形”。
历史产物功成身退
桥头钮扣市场的变迁只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些专业市场历经市场风浪的洗礼，时代的风尘已经遮蔽了它们往日的繁华，很多市场的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与桥头钮扣专业市场不同，市场信息在金乡的徽章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机关、企业的食堂需要不易损坏的塑片饭票，公园、戏院需要塑片入场券，各种庆典纪念活动需要徽章，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小产品用途十分广泛，只要找到了订单和客户，就等于找到了产品的出路，而没有人订货之前，产品没法生产。信息意味着财富，一批信息流通队伍应运而生，金乡的专业市场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推销商。小小的徽章带动了百业的兴旺，旅馆、餐饮、运输一时间让徽章映衬得光艳逼人。
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以生产低压电器而享有盛誉，专业市场曾在柳市低压电器业发展阶段，给它带来了生机与繁荣，而今天却被日新月异的市场与日益强大的企业所抛弃。市场人士认为，市场最旺的时候，可能会被局限在某个市场，而作为一个品牌打响了，就要面对全国全球无局限的市场。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专业市场是企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如今，市场发生位移导致了专业市场的衰落，在这一变化中，温州当地工业企业及市场本身的演变则是专业市场加速衰落不可逆转的内部动因。
温州企业家对传统销售方式的背离，宣告了专业市场鼎盛时代的终结。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三次访问温州后鼓励温州的企业家，“把码头筑起来，让大家把手伸得远一点，到世界各地都去发展。”
专业市场的衰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完成了它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旧的方式的颠覆，预示着新的经济模式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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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之光
2001年，160万在外温州人创造了56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该年温州本地国内生产总值的60.4%；全国各地温州人经营的贸易业销售额达2400亿元，相当于温州贸易业销售额的两倍；“温州店”、“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也使得温州产品通过该“纽带”销往全国各地市场，成了独特的“温州现象”。
·全国三大印刷基地之一
·全国最大的灯具生产基地之一
·全国最大的制笔生产基地，最大的剃须刀生产基地
·世界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
·温州经济模式的最先探索地：乐清
·中国第一农民城：龙港
·中国塑编之乡：平阳
·中国泵阀之乡：永嘉
·浙江面积最大的农业示范园区：瑞安
·中国休闲鞋生产基地：莘塍
·中国茶叶之乡：泰顺
·中国最大的钻头生产基地：芙蓉
·中国乡镇之星：安阳
·中国塑料包装第一镇：灵溪
·中国不锈钢生产基地：永中
·中国最大的钮扣、拉链产销基地：桥头
·浙江省首家县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瓯海
在温州经济的改革发展史上，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金乡、柳市和龙港三镇，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照温州经济，特别是温州农村经济，它们可堪标本和典范。
金乡：成败英雄
金乡距温州市有3个小时的车程，归属苍南县。
1980年代，人均耕地只有0.36亩的现实，让占总劳力半数以上的剩余劳力生计堪忧。当地农民纷纷走出狭小的耕地闯起了市场，很快，不足2万人的金乡镇，发展了2900多家家庭工业，生产铝制标牌、塑片制品、塑膜卡片、涤纶商标4大类小商品，品种多达几千种，行销全国，以徽章、塑片、红膜、标牌四类产品为代表的金乡徽标大市场迅速形成，一举解决了上万人口的生计问题。
骚动不安的热闹对于金乡，今天似乎已是过眼烟云。今天的金乡更习惯了平静和安详，就像习惯了大榕树与池塘的平静与安详。连蹬三轮车的车夫都感到了生意难做。
记者最终的目标是这个镇上的一个叫叶文贵的人。1979年，脑子灵光的叶文贵从北大荒回到金乡，第二年就联合另外16个人合股办起了轧铝厂。以后他或独资或与人合资，又办了高频机厂、压膜厂、仪器厂和包装材料厂。
回金乡7年，叶文贵一连办了5个厂，他成了金乡最富的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头次到温州考察，就到了金乡，据说到了叶文贵的厂里转了三圈，出来称道叶文贵的一句话是：“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7年，“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温州只评上一名，他就是叶文贵。这个时候的叶文贵把目标定得更加远大，他要在金乡点燃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然而，不久，叶文贵就耗尽了千万家产，很快没落下去。“知道叶文贵家吗？”2003年9月，我们一到金乡镇，就打问着金乡最早的富人叶文贵的名字。然而叶文贵的三个字似乎早已经失落在这个说着5种不同方言的镇子里了。直到我们就要决定放弃寻找了，一个三轮车夫才告诉我们，能带我们找到他。
“他不行了。厂子还开着。”一路上三轮车夫说。
一条坑坑洼洼的僻静小路终于把记者引到了叶文贵的厂里。
叶家工厂一片灰暗、衰败景象，机器也是锈迹斑斑，看门人说：“他早不是什么风云人物了。”
叶文贵没有见记者，“他在楼上午睡啊。”正在他楼下拾掇菜园的工人说。上楼，门开着，电扇也开着，但没有叶文贵。
金乡的舞台，叶文贵已经不是主角。他躲避着媒体。一位新华社记者说，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标过于罗曼蒂克，具体运作脱离实际，还有就是他一脚踏进了堂吉柯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
当年的能人，如今面对的是无可奈何的命运。
“最有钱的在金乡是做徽章的。人们提到商标，就会想到金乡，金乡有中国商标第一城之称，全国商标20多万种，其中有一半出自这里。”
通往叶文贵厂子的路上，矗立着一片新厂房，房顶上“徽章大王”的标语很能吸引眼球，让人不禁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法则力量。金乡人告诉记者，徽章厂才是今天金乡经济发展的主角。
广东产的洗衣机、上海和山东产的冰箱、北京产的服装等等，长期使用金乡制作的商标。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纪念章、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纪念章、1997年驻港部队服饰以及1991年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和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军警所用军徽、警徽等等，也都出自金乡。被称为徽章大王的陈加枢豪迈地说，金乡徽章厂在工艺上已把世界上各种徽章制作工艺都学完了，国外的任何徽章订单过来我们都能做。
但一些街坊向记者抱怨，由于这几年与金乡同属苍南县的龙港镇发展势头迅猛，吸附了大量资金流和人才流，金乡的徽章市场很多都转移到龙港去了。
柳市：电器之都
记者到柳市的时候，柳市正在雨中。但期盼已久的雨水丝毫未能降低柳市的热度。
2002年年初，柳市赢得中国电器之都的牌匾。
温州的电器发源于乐清，乐清的电器发源于柳市。柳市，只是离温州市区不太远的一个只有46平方公里的小镇。
柳市早与电器私订盟誓。从1970年代末期，几百家低压电器企业亮相柳市。“千家万户办工厂，千军万马闯市场”，而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到1%，有证的产品不到0.1%；用稻糠当石英砂，用白铜甚至铁片做继电器触头，暴利驱使柳市走向歧途。
忍无可忍的市场，对柳市电器举起红牌。
1982年，国家“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柳市的一些电器企业被作为重点对象遭到打击。8位被称为八大王的业内人被关押。
大雨滂沱中柳市没有消沉，似乎是接受了一次悲壮的洗礼。
1984年，八大王陆续放出，柳市电器业重新崛起。而也就在同一年，柳市的质次电器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遭到各地封杀，陷入困境。
但柳市的病疾，此刻并未彻底根治。1989年，风浪再起，国家技术监督局查处的伪劣低压电器，大多数来自温州，特别是柳市。一时间假冒伪劣再次成了柳市的代名词。
柳市黑潮惊动了北京。1990年，国家三级政府在柳市进行了5个月的治理整顿。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作坊停产，359个经营执照被吊销。
打假此后在柳市更加严厉。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而打假，终于打出了今天在低压电器行业响当当的柳市。320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领到了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通过美国UL、欧盟CE等认证的企业有200多家，电器行业产值超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15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3家，超亿元的企业9家，跨入国家大型企业行列的6家。
正泰、德力西、天正、新华……这些响当当的企业集团，群居于柳市，“产量占全国的50%，年出口创汇3亿多美元，全国第一”，共同构成了柳市壮美的风景。而柳市，今天已经成为温州经济的第一强镇；越来越多的人，正把目光从“温州模式”，聚焦到“柳市现象”。
龙港：中国第一农民城
龙港是个奇迹。
1983年，浙江省批准建立龙港镇。原本还是5个相连的小渔村，一下成了大批农民进城的选择目标。
富裕的农民要进城以求更好的发展。龙港镇政府把准了时代脉搏，不失时机，打破原有的住房、户口框框，把审批手续由八颗印简化为一颗印，大力鼓励农民落户，务工经商。
1984年7月，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了落户。1985年，龙港镇常住人口就达到了两万。两年多时间里，全镇累计总投资1.33亿元，其中群众集资11049万元，占85.8%，合股投资686.5万元，占1%，国家投资1216万元，只占9.1%。农民集资的闻名全国的中国农民第一城就这样建起来了。
如今的龙港已经发展成有23万多人口，产值近100亿元的明星镇，在温州的314个乡镇中，地位仅次于柳市。
“龙港镇的成功建立，为温州农村城镇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子。”温州大学副教授谢健说，温州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柳市、龙港等30个强镇为中心，以146个建制镇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龙港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温州城市化步伐。
同时，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现实：城镇化已使土地变成温州最稀缺的资源。
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现在温州人均耕地仅仅3分多一点。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正越来越矛盾，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25万元左右，远远超过上海郊区的地价。在瑞安市，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是1万亩，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
在永嘉县桥头镇，现有的包括未开发的工业用地已不能满足企业用地需求，生产用地的紧张造成地价节节攀升，地价平均每亩高达15万元。记者了解到，从1997年到2002年，桥头镇就再没建过较大规模的厂房，现在还有近100家企业急需生产用地。
温州一家几年前就征得用地的电器公司经理则告诉记者，他现在只要把手中的几十亩土地转手卖掉，吃差价，就能获取丰厚的利益。
人人都用过打火机，可鲜有人知道这些小物品源于何处。直到今年7月17日，各家媒体披露了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官司胜诉的消息，大家才猛然发觉，原来打火机绝大部分产地是温州。温州是全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销售和信息中心，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份额的80%以上。家庭作坊如何雄霸世界市场？记者的访问或许有助于揭开一个谜团，打火机在温州轻工产品中具有代表性。
模仿起家
朱国华是记者在温州接触的第一个打火机厂老板，虽然在温州他是最早做打火机的一批人，但他的工厂到现在还是“麻雀小厂”，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大部分与他的厂子规模相仿。朱国华留着一部胡须，他操着方言讲话时，便会让外地人觉得他很有特色，他的同行也常拿他的胡须开玩笑。但外表玩世不恭的朱国华，待人热忱，说话诚恳，“我们温州人从来都是说实话、办实事、不来虚的。”
十几年前，朱国华开始跟着其姨夫做打火机，没多久他就退出了，因为不赚钱。又过了几年，他姨夫的打火机厂开始赚钱，于是朱国华又重操旧业做打火机。
“我们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仿照。虽然我们这里历来有做五金的手工业传统，但那时候的仿造还是很费事。一个打火机有几十个配件，最少的也有20多个，那时候，我们的工人仿制最新式的打火机，10个工人一周才做六七个打火机出来。但当时的打火机价格较高，一只卖100多元，而日本、韩国的同类打火机一只最少卖到300多元，比较日韩厂家，我们在价格上占了优势。
“随着工艺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国外最新式的打火机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企业一周之内就可以形成批量生产。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也使得打火机价格持续走低，日本、韩国厂商没了市场，都到我们这里来寻找合作伙伴。”朱国华说。
朱国华的打火机厂在一片类似于居民区的小院子里，在温州往往难以区分哪里是工厂哪里是居住区。厂房是租来的，一个独门小楼的一至四层都是厂房，里面堆满了机器、各种原料和半成品。一些刚做出来检验合格的打火机已经装箱，箱子上已经填好了收件人地址。工厂大都是接到定单后生产，几日之内到货都有详细约定，每一种产品生产完毕后模具都要销毁，工人也大都依据定单量来聘用，十分灵活。
四两拨千斤
为让记者见识更大一些的打火机厂家，朱国华带记者来到黄长健的厂里。黄长健做打火机只有五六个年头，但工厂初具规模。厂房和工人宿舍都是黄本人出资兴建，二者隔着一个院落。黄长健厂房的左邻右舍全是这样的打火机厂家，厂厂之间仅一墙之隔。在温州市梧埏镇，有多少这样的打火机厂家，难以细数。
“我们这里的打火机生产企业生产分工很细，有做模具的，有搞电镀的，等等。一个厂家生产的零部件数量十分有限，自己生产五六个已经很不错了，大伙之间有很细密的分工合作关系，很多工厂的工作是设计样品和组装。一个工厂要是全做下来，不仅做不好，成本也高了，如果分开做，每一个零件都是专业的。”黄长健说。
黄长健对他的烟具公司的名字很满意，说是花600元请起名公司起的，周围的公司名也大都是这样。在他的办公桌上，打火机零件和拆卸工具散落了一摊，闲时他也在这里拆拆卸卸，琢磨样式。他对手机似乎情有独钟，生产的打火机外型大都模仿手机，他最新的一款手机是“松下GD88”，很快在他的打火机里找到了样品。这些外形独特的打火机大都是作为白酒包装中的礼品出现的，很受欢迎。
从黄长健的工厂出来不远就是朱国华姨夫的工厂。这家工厂规模较大，自己还生产模具和做电镀。见到朱国华的姨夫，黄长健爽朗地叫他“老师”，虽然他们年纪很相近。原来黄长健从部队转业后，也是跟着朱国华的姨夫学做打火机。这些不大的厂家都是一个个卓有成效的“经理培训班”，一些“打工仔”在厂里学会了生产技术并掌握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后，便开始自立门户当老板。
除了高级打火机，一只打火机的利润很小，仅有几角钱，全靠数量和劳动力成本来生存。
中午，几位打火机厂老板在一起聚餐，这些人大都有亲缘关系。饭桌上除了调侃就是说生意，在石家庄做打火机批发的李启敏还拿出几张订货清单来。朱国华的姨夫拿出他的厂子最新生产的打火机送给另外几位老板，这种高级打火机只有有实力的厂家才能生产出来，几位老板饶有兴趣地仔细把玩着。
像其他行业一样，温州打火机厂家以中小企业见多。温州本土经济学者说，这些小厂理论上没有规模优势，但温州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中小企业连接下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规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实力。一些打火机厂家还是小个子中的巨人，多位国家领导人到这些厂家视察过。
行业纽带
朱国华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员，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现有会员300多名，而当地的烟具生产企业共有500多家，全部是私营企业。在朱国华的引见下，我们访问了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秘书长邵颖。
除了行业协会秘书长外，邵颖还有另一个头衔---温州市鹿城区烟具工业公司经理。邵颖说，协会的工作全部由各公司的人员来兼职。1980年代末，温州市打火机行业还处于无序竞争阶段，打火机粗制滥造、互相仿冒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烟具行业协会在政府引导下于1991年成立，成立之初也曾扮演过“二政府”的角色，但不久成功地转型为民间协会组织。协会会长经会员选举产生，一般由行业龙头企业的老板担任。协会有严格的章程，只有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工厂的老板才有资格当选理事，然后在理事当中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由于选举是当场投票和公开划票，因此协会领导威信很高，协会凝聚力很强。
当然，这还不是协会声音强弱的主要原因。邵颖认为，协会能在企业中说话算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协会注重倾听企业的呼声，能够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比如过去国家检验检疫总局每隔3个月要对打火机厂家进行一项全项试验，每次企业要承担的检验费用是3000元，许多小企业给协会反映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与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多次协商后，将验检次数由一年四次缩减为每年一次。
除此之外，行业协会还扮演着企业之间联谊的组织者和行业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在邵颖提供给记者的由烟具行业协会主办的《温州烟具》上，不仅有政策信息、行业动态，还有祝贺会员生日的内容，会员对这样的内部刊物喜闻乐见。
正是有这样细致入微的工作，才有这一行业遇到大事时，能立即让大家坐到圆桌前，共同商讨的号召力。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成为众多行业协会最具影响力的协会之一。
这种状况也改变着温州人的观念。从前有人说温州人是“经济动物”，对其他的漠不关心，但现在大家都争相进入行业协会，都想成为理事或会长单位，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胜诉洋官司
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场贸易官司，奠定了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和温州烟具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去年6月28日，应代表欧共体一次性可充气打火机行业的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的要求，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完全袖珍(塑料外壳)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
事实上，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温州打火机厂家已经面临困境，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大量滞留港口，由于欧共体打火机生产厂家千方百计的阻挠，航运公司部分航线被迫中断。温州市外贸局、进出口公司多家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由烟具协会出具证明，这些打火机非一次性打火机，由海运集团运出，但是面前的阻力依然不少。
温州市打火机生产企业大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是在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某一个企业打官司，是跟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甚至背后的政治打官司。突如其来的洋官司让众多企业乃至行业协会都手足无措。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成为遭遇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一些企业之间因联系松散，缺乏有力的组织而纷纷败诉。面对频频而来的反倾销，中国许多企业不敢打官司，逆来顺受，最终让出市场。
一些企业开始找政府“求救”，政府部门坚持，按照有关规则，这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企业行为，政府不能介入。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临危受命，担纲起了组织区内企业，积极开展应诉的重任。最终宁波四家一次性打火机生产企业决定以反倾销抗辩；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以反倾销应诉，向欧盟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而温州另外15家打火机企业决定从“金属外壳打火机与一次性打火机不同，对欧盟相关产业未造成损害”进行无损害抗辩。
“应该说这是一次很仓促的应诉，在此之前，烟具行业协会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对相关的规则也不熟悉，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熟悉相关法规调查取证，但是厂家这时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这样我们胜诉了。”邵颖谈及此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温州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胜诉，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获得的首次胜利，有学者称其“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应对反倾销起诉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官司虽然胜诉了，却也暴露了温州小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主要在于价格方面的优势，今后还可能招致某些国家在某些行业的产品功能或技术上做文章，提高制定标准，采取技术性制裁，阻碍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在加入WTO之后，我国面对的“洋官司”将会越来越多。企业间的壮大联合，树立品牌，加强技术创新已是摆在温州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温州模式还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温州人精神。勤劳、务实、敢为天下先，已成了温州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敢为天下先的陈定模
1984年，陈定模还是苍南县龙港镇的书记。这一年，他带着7个干部组成的宣传团，在全县鼓动农民“进城办公司”。他所谓的“城”，就是当时还没有影儿的“龙港”。他只有一张龙港规划图。但就是凭借手中这张规划图，他集到了1.2亿元，也集来了中国第一农民城的奠基礼。土地能否商业化，陈定模和他规划的农民城率先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农民城建成了，陈定模却“功成身退”，离开了一手带大的“孩子”。
费孝通的三篇文章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老社会学家说，“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对他念念不忘：“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南怀瑾催生温州铁路
“温州站”三个大字在温州火车站最醒目。书写者南怀瑾，在学界可谓大名鼎鼎，在港台更可谓大名鼎鼎。
大名鼎鼎的南怀瑾，活跃在港台，却是个地地道道祖籍温州的人。没有南怀瑾，温州没有铁路的历史或许还会延长。没有南怀瑾出山奔走，1992年开工的金温铁路，急需的5亿元人民币的筹措或许就难以让人舒展眉头。而有了南怀瑾，这一切都应刃而解了。1997年，铁路通车，火车开不进温州的历史从此结束。
王均瑶胆大包天
16岁闯荡江湖的王均瑶想不到在他25岁那年自己可以包飞机。1991年，王均瑶承包了长沙飞温州的包机航线，首开中国私人包机先河。1995年王均瑶成立了均瑶集团，如今已涉及航空、房地产、饮品多个行业，开辟航线50多条。
在温州人看来，王均瑶做生意精彩的一笔还出现在1998年。这一年，温州拍卖出租车经营权，王均瑶以平均每辆68.8万元获得100多辆车的经营权。而3年后，他又神来一笔，以每辆80多万元的价格全部拍卖出。
“有人说像我这样上天入地跨行业经营，就是创新，而创新一定要动足脑筋，有不一样的想法，而想法不一样最累，最类才能最有成果。”王均瑶说，“很多人看我做到现在的样子都说不错，这不错两个字里是我20年的酸甜苦辣。”
有报道说，前不久均瑶集团入主宜昌三峡机场，完成内地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机场案。
上了福布斯的南存辉
南存辉是上过福布斯富人排行榜的最有人缘的温州商人。他的好人缘不仅仅在温州当地，似乎也扩大到了全国各地。
柳市当年的小鞋匠如今在温州被描述为“最具有现代企业家气质的温州第一大老板”。最初仅有5万元资产的一个很原始的电器小作坊，经过不到20年的打拼，在他手上，今天已经成长为拥有数亿元资产、在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执牛耳的正泰集团公司。
2000年，南存辉首次进入福布斯，他的身家被定为7200万美元，在中国排名36位。之后每一年，南存辉的名字都会在这个全球富人榜出现。但南存辉对此并不多么看重，他看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排行榜。2002年中国纳税50强中，南存辉和他的正泰电器股份、正泰集团以3427万元和1876万元分别排在第10名和第23名，南存辉说，这种排行榜才是企业家真正应该重视的。
吴敏一辞官下海
今年给温州带来最大震动的就是吴敏一的辞职下海。
吴敏一这样的官员作别官场，似乎给人一个政府官员在温州不吃香、温州人重商轻政的错觉。其实温州人是非常看重、敬重政治的。那些辞掉政府铁饭碗的人当然有着自己合适的理由，但温州人对从政者的重视，绝不可小视。
外边把这件事炒得热热闹闹，记者发现，大多数温州人却不把它放在眼里，看得似乎很平常也很正常。记者把电话打到吴敏一选择的那家企业的办公室，希望了解这位据说已在这家企业就职“总裁”的前副市长的近况，电话转了几个，最后，该企业总裁办的一个接线小姐只是告诉记者，没到这边来，下边有许多子公司……不好意思……
温州人有自己的热闹方式，所以并不少属于自己的热闹。
■温州故事之一：一个话题传说
大家在讨论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的话题。
北京人说，把他带到研究院研究一下，看他和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户口怎么落。上海人说，还是搞一次外星人展览会。东北人说，还是先调查一下他来地球有啥动机。广东人说，还是先尝尝他什么味道。轮到了温州人发言，温州人说，先问问他，他们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温州故事之二：一个实用主义细节
善于经商办厂的温州人有着“中国的犹太人”的美誉。在温州采访，一个温州小老板对记者说，“有了这个都好办。”他两手做了个点钱的动作。2000年，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销售总额是1600亿元。他计算着说，1600亿元可以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可以买12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可以拍148部《珍珠港》、可以造0.8座三峡工程。
温州经济三次浪潮
1983年至1986年，第一次浪潮。
到温州考察的人近60万。仅副省级以上干部就有90多人。1986年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请求允许温州打破传统理论和现行体制的束缚，建立经济实验区。
1992年至1994年，第二次浪潮。198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这是国务院为制止到一个地区考察而发的第一个文件。1989年前后，温州从顶峰跌入低谷，成了资本主义的黑典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日报发表“温州姓社不姓资该肯定了”的文章，指出“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证明温州经验是正确的。”温州再次火起来，这一阶段来温州的人超过50万。
2000年至今，第三次浪潮……
洪振宁(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温州模式的成功，是温州平民百姓不断创新的结果。
对温州模式的由来，形成的原因条件，它的特点，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都知之甚少，对模式的形成，过去的说法是生活逼出来的，政策放出来的，群众闯出来的，现在许多专家注意到了温州的历史文化背景。
谢健(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
对于温州模式，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放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中去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温州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温州经济之本身。
当一些经济学家终于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民为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经济就是民本经济。我们却发现，温州经济原本就是民本经济。民本经济是按人民自己的意志、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财富、配置资源。
在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温州人没有靠政府政策的优惠、国家投资的支持。相反只要政府对温州民间经济的发展不干预不限制，温州经济就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温州模式还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温州人精神。勤劳、务实、敢为天下先，已成了温州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马津龙(温州经济学会会长)：
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现象，已经不是温州模式的典型形式，代之而起的是以正泰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当年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的营销方式，也已经被以特许连锁经营方式所取代。初期无序不规范的市场现象，经过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二次创业，如今已经提升到了建立信用温州的高度。
外地人到温州，心中无尽感慨。这个物质财富充盈的喧嚣大都市，给人以亦真亦幻的感觉。几百万白手起家的富人昨天还在山间的泥地里饥肠辘辘，而几乎一夜之间，这些乡音未改的农民，在城市里建起了高楼、市场，有的还经营起机场、铁路、码头。温州是一个谜。它地处偏远，却自成商埠，物畅其流。它自然资源贫乏，却物富民殷。它所创造的“温州模式”被各地一再抄袭。这是一群有着怎样独特秉性的人？本报记者近日踏上温州，试图了解这一被称为“经济动物”的群落，而短暂的行程让我们仅仅停留在管窥。
扎堆做生意
在每个城市的商圈，人们时常能听到一群操着奇怪方言的人在一起兴奋地交谈，让旁听的人一头雾水。不用说，那肯定是一群温州人。这种奇怪的方言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快速拉近出门在外温州人之间的距离。
温州人是出了名地爱扎堆做生意，温州人自有自己朴素的道理：“一个人做事不赚钱，大家一起做事才赚钱，有钱大家一起赚。”这种扎堆，不仅体现在厂店空间分布密度上，还体现在他们的家族式企业领导层都由亲族担任上。
温州很少有人吃独食，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通常是一个人做一个行业有利可图，赶紧让亲朋好友一起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好挣钱，立即招呼亲朋同往。这也是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专业市场内经营者大都是温州人的原因。在北京、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都有浙江村，一个带出几个，几个带出一片，如今浙江村甚至将蓠笆扎到了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温州现在有16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40多万人分布在海外创业，营造了一个强大的商业、信息网络。同样，这个网络也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这种团队精神为温州人在商海搏击中打造了一艘方舟，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
温州最让外地人惊奇的是满街都是店铺，村村落落都挤满了工厂，倘若我们能够远距离地从高空俯瞰，整个温州像是一座大超市，更像一座巨大的工厂。
换了北方城市，临街的小店铺往往因为“影响市容市貌”而摆脱不了被拆迁整顿的命运，而温州人对这种格局习以为常，店铺们像田间的野草一样自生自灭着，许多人从小店铺走出来，把生意越摊越大，正如企业是社会的细胞，没有这些店铺难有今日温州之繁华。
温州工厂同行业密集度之高让外地人吃惊。打火机厂前院连着后院，制衣制鞋企业前门顶着后门。换了外地，这又要被作为恶性竞争被治理整顿了。这些厂家往往同行之间并不是冤家，反倒相处融洽，中午时分，可能会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从大院里开着大奔晃晃悠悠地出来呼朋引伴共进午餐。饭桌上，你会发现这一桌人尽是师徒或亲朋关系，吃饭不仅是增进感情的手段，更汇聚了八方信息。
这些小小的厂家还成为经理人培训学校，许多外地打工仔几年后自己另起炉灶，摇身一变为老板。也有人会问，这些小企业生产产品单一，怎么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相抗衡？从单个企业来说，他们个头的确很小，但船小好调头，不赚钱就撤。由于这种细密的分工，一个地区同一行业非常集中，大家这种分工协作关系，使行业成为一个巨型的生产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有了保证。也许有人认为这样是恶性竞争，温州人反倒觉得这样方便客户。
当地一位企业主更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狼群战术”，在丛林里，即使是老虎遇见了狼群也是心存余悸。
打拼靠自己
“我们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一般都是初中毕业，还有很多是小学毕业，完全是靠自己在外面打拼。”35岁的李其敏在一温州家茶楼里对记者这样介绍自己，这种口吻和记者接触到的温州中小企业主很相似。李其敏一回到温州，就有一些打火机厂老板为他准备了饭局，当然吃饭不仅是交流各自的经营办厂的酸甜苦辣，饭桌还充当了市场信息的总汇和订货会的功能。
李其敏在石家庄做打火机批发生意，虽然年纪尚轻，但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在温州做过打火机，在成都做过标准件。
“周围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从小就立下志愿，到多少岁时，自已要拥有多少财富。每一个阶段目标都非常明确。”李其敏说。
温州人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精神，敢想敢做浸润在温州人的血液里。这种大胆的闯荡精神在温州有很多现代原版故事，激励着当地的年轻人以身效尤。
王均瑶，一位只念过初中的温州农民，如今却在大江南北家喻户晓。1990年，25岁的他还在长沙打工，春节回家时，他和一些温州老乡包了客车回家。路上王均瑶抱怨汽车跑得太慢，有同伴开玩笑说：“要快你去包飞机啊！”没想到第二年春节，王均摇真的找到了航空公司，费了一番唇舌后包下了长沙至温州的飞机，此后他先后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40多条航线！一些温州的年轻人提到王均瑶时不以为然，说：“王均瑶有什么呀，他不就是胆大所以发了吗？”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温州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说，“如今有100多万温州人'走南闯北'，'走遍全国'。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供销大军，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另一类是用'五把刀子'走遍全国，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这些走南闯北的温州人自己也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沟通了信息，学会了经营，成为温州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据不完全统计，160万在外温州人实现1600亿元销售收入，等于再造了一个温州。
其实，光有开拓精神还不足以成就今日温州之富，很多温州人认为，温州之所以成为富豪积聚之地，还在于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外人只看到老板们一掷千金，往往看不到温州的老板大多“能睡洋房也能睡地板”，掩藏在背后的是他们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
不计微利，积腋成裘是许多温州人取得第一桶金的方式。在龙港镇，一位生产棉被包装的当地人告诉记者，他一个人每天能生产出3000个成品包装袋，只要手足够快，就能挣到更多的钱，甚至与记者交谈时，他的拉链和塑料纸还在针脚下飞快地滑过。在龙港这座农民城，“家家是工厂，户户响叮当”，“电灯雪亮亮，机器隆隆响，婆媳调班到天亮”的生产方式还非常普遍。
翻开那些温州创富神话人物的自传，南存辉等巨星级的人物，大都是修鞋补鞋起家。一个个成功的范本成就了今日温州年轻人之狂，“假设现在一个外地人拥有100万元，我负债100万元，信不信我和他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是新一代温州年轻的自信宣言。
温州大学的孩子们
一些温州人靠自己在外面多年打拼，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部分人因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反倒更加关注子女的教育。
温州的学校大都亮堂、气派，教师很受尊重。据说一些私营企业主逢年过节都有给老师派送红包的习惯。“老师”是温州人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谓，私营企业主们大声叫人“老师”时，没有任何羞涩或拖泥带水，那种发自肺腑的诚恳让人感动。
然而，温州学校的氛围又很特别，在一位河北籍的温州大学教授眼中，他的学生和家长们有点怪。
温州大学的本地学生文化课基础都不是很好，一些学生在学习上有些困难，但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各种社团、学生组织开展得红红火火，这些学生的组织和社交能力往往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如在一些纪念活动和大型宣传日时，学生们不需要老师出马甚至不需要学校的介绍信，就能把火车站广场包下来，变成自己的T型台。
对于本地学生来说，上学不仅是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还是一个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好时机。一些家长除供给孩子每月的生活费外，还要给孩子数额不菲的“招待费”，专门用于同学之间的聚会和联络感情。在他们看来，同学关系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将来，这些同学走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对自己的经商和创业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经世致用的观念在温州人看来再正常不过。
模糊的身份观
数年前，几家报社记者到温州调查下岗的问题。最后，一篇《温州下岗静悄悄》的报告得出的结论令人大吃一惊：温州只存在转岗问题，不存在下岗的问题。
是温州没有下岗工人吗？答案不是，近几年，温州每年下岗人数近10万人，遍及纺织、服装、机械等各个行业，但几乎没有一个下岗人员去找政府要饭吃，除当地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外，温州人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其他地方人所能类比。“温州人把在岗看成是‘第一次创业’，把下岗看成是‘第二次创业’。温州的下岗职工不找市长找市场。”李丁富介绍说。这几年，温州市工商局因为无法贯彻国家有关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而发愁，原因是很少有人来打听，来申请。
因此，当一拔一拔外地官员来温州考察，并打算移植“温州模式”时，温州人不禁担心，不一样的民情怎么能套用一种模式？
温州人有长久的经商的传统，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商业文化发达。人们不满足于贫苦的生活，有着创富的冲动，他们甘于吃苦，敢于冒险，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温州人不远千里到一地，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很快就发现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而又不去学。
多数温州人身份等级观念的淡薄是他们具有这种创业冲动的内在原因。温州因为较少计划经济成分，计划体制下将人们划分为国家干部、全民所有制职工和农民，绝大多数温州人因为游离于这种身份体制之外，从而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少有身份等级观念的障碍，选择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也是温州人较早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从而拥有先发优势并积累了原始财富的主要原因。
“君子不言利”是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思想，而温州人从来不掩饰自己追逐物质利益的动机。
逼出来的温州人？
温州人不看好理论，这对很多理论深厚而经济弱小的地方来说，温州一定暗藏着某种智慧，“无招胜有招”。
在他们眼里，温州是个光怪陆离的地方，这里历来国家投入稀少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探讨温州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奇迹，许多人将其归结到吃饭问题上，温州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逼出来的结果。温州本土经济学家李丁富等人将其概括为三点：
一、资源贫乏。温州地少人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矿产资源也很稀缺。以苍南县为例，该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而全县。
二、重商的文化传统。温州自古为瓯越之地，一直是浙南沿海的工商业名城。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主张“以利和义”，讲究功利实用，与“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学主流观点直接相悖，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移民传统。原住民少之又少，居民大都为流放或躲避战火而来。温州人不断迁徙，频繁流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濒海而居和航海谋生的移民传统，便日渐孕育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
其中，更多的人看好老百姓自发的努力，政府不是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是鼓励民间的热情和想像力，千百万农民的创业热情汇集到一起成为温州崛起动力之源。
温州过去的年GDP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增长势头十分稳健。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温州经济一直以快速超前的形象出现，近几年温州经济呈现出增长乏力，资金外流等现象，现在其发展明显不如周边的台州、绍兴、嘉兴等地区，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温州像当年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一样，再次暴露在众人的争议之中，有关温州还有没有未来，温州是否需要颠覆旧有的模式的争论也一直不绝于耳。
风光锐减？
从南京经苏州、无锡到嘉兴，再从嘉兴经杭州、宁波到温州，沿途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前者是一望无垠的江南稻绿景象，平坦的地平线上时而凸现出冒烟的工厂，工厂不远处就是一列列整齐的灰墙暗红瓦的二层小楼浮现在绿野里，这些二层小楼大都有一定年头，但静宓富足的景象还是让人欣羡这些占尽天时地利的吴中居民。车过嘉兴，沿途渐多山水，青山环峙，绿水绕屋，不大的平地上都在兴建厂房和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最入外地人眼的还是沿路居民气派的小楼，像积木一样的多层小楼五光十色地镶嵌在绿意中。活力和富有让人惊叹。
其实，眼前两种景象不光是两地风土人物的分别，还是两地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的外在体现。一种是被广泛效仿的苏南模式，还有一种是被放大了的温州模式。在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有“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之争。
1980年代初，以乡镇工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形式逐渐兴起于苏南浙北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洗脚上田，走进工厂，变为工人，这一地区村村点火，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被称为“苏南模式”。1990年代初，“苏南模式”进入了它的巅峰时刻，就在各地纷纷效仿之时，苏南的近邻温州走出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温州模式”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鼓励民间创业，一时间温州城乡也出现了前店后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情况。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就发端于此。从一开始，“温州模式”就广受非议，“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一度演变为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还是“违禁”的，使之一度占了下风。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私营经济起“补充作用”。“温州模式”初期假冒伪劣盛行，劣质皮鞋、劣质电器、假商标等，也一度让人认为私营经济是万恶之源。但温州人“在不争论中发展”，温州千万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家庭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两种模式的交锋在曲折中迂回，“温州模式”由于较少受到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越来越显示出后发优势，而“苏南模式”则因为过多的政府权力的介入而显出步履迟滞。占据天堂之利的苏南人日复一日地走进工厂将自己定格为产业工人时，望着那个那个曾经整日为生计发愁的温州近邻珠光宝气信心十足地走近时，不免大叹，风水轮流转，今日已到蛮瓯家。“温州模式”逐渐受到广泛认同，并在各地迅速移植和推广。
历史总是在交替中前进。今天的温州依然活力充沛，在过去的20年当中，温州的年GDP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增长势头十分稳健。温州经济也一直以快速超前的形象出现，而近几年研究者蓦然发现，在经济快速启动的浙江，温州经济的发展已明显不如周边的台州、绍兴、嘉兴等地区。
近几年，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高潮迭起，数量之巨令人心惊，有关资金和人才外流的报怨声此起彼伏。
2003年，奥康集团一次在重庆砸下8亿资金。一些温州本地企业纷纷注册为无区域企业，有的将总部或研发中心迁往上海。
一些上海普通市民对于温州人都咂有怨言，抱怨温州人炒高了上海房价。据估计，每年约有10亿温州资金涌入上海房地产。
从北国边陲到彩云之南到处有温州人投资的大市场或工业园区，一个个浙江村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一时间，温州资本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汹涌外流。有人徘徊观望，温州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吗？有人惊呼：“温州是一座快速失血的城市！”于是，又一轮争论已在民间和学界展开，温州有没有未来？“温州模式”是否已经终结？
积弊已久
“温州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危机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说。
在过去，温州选择的是一条传统的轻加工业之路。从企业组织来看，主要是家族式企业，从营销方式来看，主要通过专业市场来营销，后来发展为全国网络式销售。温州大量的家族式企业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特点的跳跃式快速发展之路。但如今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经济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是继续传统还是走出原有的模式？
温州的产业大都是传统产业，传统产品的附加值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弱。现在传统产业在很多地方前景并不看好，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梯度，传统产业肯定要出现转移，温州的这些传统产业很多都是从国外转移过来的，如今温州的产业结构同韩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很相似，现在这些产业在温州还没有出现良性转移的态势，很多新开工的产业都是在低水平地重复传统产业。
这种状况使得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吸收不到外资。温州走的是内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没有把大批的外资吸引过来以改善产业结构。吸引不到外资与温州的企业特点有关系，这些家族式企业没有寻求外部的合作，另外政府以为温州资金充裕，没有主动走出去吸引外资。这使得这几年温州资金外流很严重。一是财政外流，这些年温州上交国家财政多，而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少；二是金融外流，本地存款流向外地；三是消费外流，温州人喜欢将钱投资到有形的东西，而不喜欢股票等无形的东西，近几年温州人在外地置办房产，购买高档消费品的数额十分惊人；四是企业外迁，出去的多，进来的少。于是，温州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平衡被打破。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政府的职能转换步调缓慢。长期以来，温州民间的思想转换很快，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政府放任民间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控制力较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释放了民间的热情，发展较好，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这种长期“无为而治”的理念也形成了政府的隋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还没有较好地树立服务意识，现在很多本地企业都在报怨温州的投资软环境不好。温州市正在推行的“效能革命”就旨在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过去温州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间的张力来推动，这种民间推动到一定程度就举步维艰，需要政府助力。
国内每天都考察团到温州来拉项目、找资金，并许诺很多优惠条件，温州本地的企业多，在本地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而到了外地，纷纷成为座上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何乐而不往？而温州市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主动的姿态到外地去招商，这是政府职能的缺位。不仅如此，主动找上门来的也受到冷遇。温州历来电力紧张，一家企业打算投资10亿元在温州建发电厂，结果到了温州没有人出来接待，于是改投它处。换了别的地方，市委书记市长都要亲自出面。
谢健认为，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目标需要整个环境的循环来提升。在引资上，招回本地资金不如引用外来资金，本地资金回流大都是重复传统产业，外来资金的引入有助于打破旧有的产业格局。
温州的转型已迫在眉睫。目前，温州除继续发展和提升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外，已在寻找和发展一些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并积极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庞大的数码城计划已经启动，其目标就是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并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
国际轻工城理想
虽然，温州本土和外部的经济学家们都直指温州“小狗经济”的先天不足，但对温州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
未来一段时间，温州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悬念。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整合，温州已经背腹受敌：前面有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和压力，后面有珠三角的挤压。各地都在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作为“民营经济天堂”的温州，其地缘优势已不复存在。
温州还有什么优势？“温州经济不等同于温州的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温州人的经济。”温州市正是看好了这一宝贵的资源，从而别出心裁地推出“世界温州人大会”。温州虽然在土地存量、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等方面逐步丧失优势，现在他们想到了“温州人”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资本，最好的资源。他们要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挖掘和发挥在外“温州人”的信息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人际关系优势、精神优势……举办者称，此次大会的目的还在于积极引导在外温州籍企业家组建商会，加强在外温州籍人士之间以及在外温州人与温州本土的交流沟通，以保持温州经济长久的旺盛和活力。
在与周边地区和两大经济圈较力的同时，野心勃勃的温州还盘算着一个更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将温州打造成一个国际性轻工城。
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像温州这样聚集着如此众多的轻工产业。即使远在几千里外的石家庄，也能感受到温州的这种力量的脉动，我们日常所需的眼镜、鞋革、打火机、锁具、电器、拉链、钮扣等产品大部分来自温州。温州已经拿到了“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钮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中国印刷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商务礼品生产基地”等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桂冠。温州一乡一品的集群优势仍没有削弱。
温州人敏锐的商业嗅觉，使他们将码头筑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200万温州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商铺星罗棋布，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销售网络，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成本。市场里已经不是那群温州人，但市场还是温州人的市场。
尽管有这样的弱点和那样的不足，温州这个最早释放民间热情和想象力的地方，其表现出的强劲张力仍将在中国未来经济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