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谷》、《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使人们对晋商佩服不已，精明的晋商成了中国明清商人的代表。可许多专业经济文献资料里常说“山陕商人”，把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并提。陕西商人凭什么与富甲天下的晋商并提？日前，记者采访了目前国内惟一专门研究陕西商人历史的西北大学李刚教授，请他拨开历史的尘埃，为我们讲述这段已经被人遗忘的陕西商人兴衰史和明清陕商发展对当代陕西人的启迪———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秦腔《张连卖布》
“这是秦腔传统剧目《张连卖布》里的一段唱词，因为《张连卖布》是一部滑稽戏，不少秦腔戏迷都把这段唱词看作是张连信口开河的异想天开，但这段唱词却真实地再现了明清时代陕西商人的富足和气派，可以看作是当时陕西商人的追求和梦想。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坐在记者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惟一专门研究陕西商帮历史的西北大学教授李刚，谈到陕西商人当年的辉煌和今天的鲜为人知多少有些感慨。
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最早商帮
宋朝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曾经是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边关重地，整个陕西也失去了汉唐时期在全国的显赫地位。明朝建国后，政治局势逐渐安定，再加上当时政府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陕西经济逐渐恢复兴旺，为陕西商人群体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可能的大环境。但能和晋商一起成为我国形成最早的两个商帮则得益于明清政府对陕西的特殊经济政策。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李刚教授给记者介绍了陕商发迹的一个简单轨迹。
但所有的机遇都不是没有准备的人能抓住的，明清时期陕西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不仅有其历史积淀，也和陕西商人的内在素质有关。“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陕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李刚教授介绍。
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陇青川陕蒙藏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偏远，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不安定，天高皇帝远，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即有杀身之祸。持资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杀的主要对象。而陕西长期培养形成的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得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的恶劣环境，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塑造了“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陕商形象，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近代的四川学者在分析陕商在四川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曾经说过“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途，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险，亦所罕见。”而经商湖广的陕西人的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大，生意大，“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极不讲究，穿棉布衣，戴瓜皮帽。在西部边境经常做生意的陕西人，不仅所处自然条件恶劣，有时还要和来抢劫的盗匪生死相搏。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史料里边，就有富平大商李月峰、高陵巨富刘锡等人在商旅途中与强盗搏斗的记载。
陕西商帮的历史贡献
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
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也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另一重要历史遗迹是如今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作为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组织，工商会馆就是商帮的办事机构。李刚教授说据他们多年追踪资料，最早陕西商人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全国共有此类会馆245处。由于建筑宏伟精细，如今遗留下来的会馆遗址都成为各地的文化景点，许多被列为全国名胜。
历史上有名的陕西商人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也造就了不少陕西著名商业家族。尤其在我省渭北地区出现了一批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的大商业家族。李刚教授经过多年的文献资料积累和田野实地调查，整理出了一批当年的陕西巨商的历史资料。
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它的歌词里就有赵家的身影，“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而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从孝义镇的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足见赵家当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从明朝初期利用食盐中开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生意店铺很多。赵家的后人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当时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当时渭南流传的两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贺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家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设有两个钱铺，即有72座钱铺，当时办一家当铺至少需要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贺家在清中后叶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家老板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贺家除了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各地商铺极多，贺家老板入川巡视不用住别人家的店。贺家的典当铺有点类似今天的全国连锁店，在建筑上都是用自己的木料，工匠自建，从而保证贺家当铺在建筑外观上全国一致。致富以后的贺家，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西安城里也有大量的贺家房产。贺家洼的九条巷子，十里都被贺家盖满了。贺家还在本村修了“贺家会馆”，以方便各地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并不多见。贺家致富后，还做了不少惠及乡党的公益事业。贺家在贺家洼设立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另外银子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还有渭南板桥常家、大荔羌白的温家、韩城王庄党家、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的李家等二三十家。大荔羌白的温家，在四川办盐井，家里也是大地主，有一年粮食丰收，其母看到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就不高兴地问儿子，咱家的银子怎么没有粮食多，儿子带着母亲到家里藏银子的地窖去看，看到千万两大锭的银元宝堆在那里，比丰收的粮食还多，温母竟高兴的笑死了。大荔八女井的李家世代经商，店铺西安、兰州、上海等地都有，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就挖出过白银一千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李家城垣，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后就从地窖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的富足。
以这些富家大族为主体，陕西商人凭借着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明清长达500年的历史中，演绎了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历史话剧。
陕商的衰败
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其也是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这是李刚教授对陕西商帮迅速消亡的大概总结。
首先是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失败，盐商从此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大不如前。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迅速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十数家的悲惨境地，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从此飘零散落。此外，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而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建家园，使陕西商人又把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陕清军每年的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同时，清军还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再也无力重整旧业，从此一蹶不振。这种连年战乱的状况直到新中国建立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留给今天的经验和启示
“以前经济学界常说‘山陕商人’，可如今人们提起明清商业，晋商、徽商说得多，陕商基本在被遗忘的边缘，虽然学术界谈到明清十大商帮，陕西商帮不能不提，但真正重视的人也不多，普通民众就知之更少了。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想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而且研究陕商可以找出明清陕商成功的经验，为今天重振陕商雄风，发展当代陕西市场经济提供历史支持。”李刚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研究陕商历史的初衷。
陕商到底给今天的陕西人留下了什么宝贵的经验和遗产？李教授说：“就陕西本土来说，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的经济发展，在明清纵横全国的十大商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他们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使得陕西在明清500年间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区域之一。并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就连许多西部著名品牌，如茅台酒、兰州水烟等都与陕商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陕商听戏、写戏、养戏班对秦腔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他们行走全国带动了秦腔的传播。《江南竹枝词》描写当时的扬州文化活动，就有‘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的句子。他们在全国的行走，促进了陕西文化和全国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今天，我们遇到同当年陕西商人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前沿，为陕西提供了新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起的历史品格；学习他们不畏险阻，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求富精神；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实精神；学习他们富而不狂，施予扶贫，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李刚教授给记者讲了陕商历史对今天陕西商人的启示。
“明清陕商中虽有一些巨商，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中小商业为主，合资经营和股份制是他们的经营特色，相对其他商帮而言保守性较强，其中有开拓进取的商人，但不少的中小商人还是热衷于把剩余资本转化为土地或者房产。这也是明清陕西商帮最早出现，但不能比及晋商和徽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值得今天的陕西人借鉴的。”李刚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