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媒体在回顾浙江改革开放30年时，都会提及其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背景——“七山一水二分田”，自然环境似乎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一半，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交通极为不便，“浙江到，汽车跳”，省城杭州到某些偏远县市要坐车近20小时；工业资源极度匮乏，国家投入极少。

　　胡宏伟的《中国模范生》告诉我们的，却是30年间浙江发生的“零资源经济”奇迹：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跃升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身处社会边缘的农民们“洗脚上田”，最终成为最具活力的中国第一商帮；宁波、温州、台州、义乌，经济模式各异，却共存共荣、各领风骚；突破资源局限、地理限制，聚集起中国最大规模和最为专业的产业集群；抓住时机、与时俱进地进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

　　在这本被誉为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正史之作的新著中，胡宏伟认为即将走过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如同一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今天的浙江无疑是这场“大考”中成绩最为优异的模范生、模范省之一。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浙江之所以具有样本价值和示范效应，恰恰是因为浙江的地方经验最终往往影响全国路径，在一切有关于浙江如何突破、如何发展、如何飞跃的寻问中，均隐藏着“中国如何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和领跑者，浙江以其卓越的实践、骄人的成就向世人揭示了民间力量超乎想象的生长力和扩张力。

　　《中国模范生》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清晰地还原和解读了“浙江为什么”、“浙江凭什么”。根据胡宏伟的描述，浙江奇迹的诞生最关键得益于政府“为民间资本让路”的行政思想和制度创新。“对民间的改革涌动，浙江省各级政府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放手让民众为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政治良心”。在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中，政府充分地相信市场力量、民间智慧是必需的。事实证明，由于政府的放手与推动，浙江民众得以循着自发的秩序，践行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在博弈中前行、在温和中变革，逐步摸索出一套富有地方特色、遵循普遍规律的价值理念与体制制度。它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而是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

　　《中国模范生》特别记录和刻画了浙江民众的创造力和坚持不懈、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令人过目难忘的故事在浙江可谓遍地生花。鲁冠球从打铁匠起家、南存辉曾是修鞋匠、冯根生出身小学徒、宗庆后从踩三轮车开始创业、李书福最早从事废品回收。曾经出身低微的他们，早已嬗变为中国民营经济代言人。据统计，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有可能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并在普遍的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中一次次地迈向成功。

　　在《中国模范生》中，胡宏伟精当地梳理出了草根财富神话背后的本质原因——人的解放：“关于民营经济的率先突起，关于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关于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所有关于浙江改革的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的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浙江几乎什么都没有。它有的，是千百万民众脱贫致富的勇敢的心，是自由飞翔、自由创造的晴朗的天，是被人类经验无数次证明了的物竞天择、进化发展的市场经济规律。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浙江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失败的。

　　始终贯穿浙江草根英雄创业史的，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血脉，是渗透灵魂的张力。基于此，虽然本书出版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蔓延，浙江不少中小民营企业资金链紧绷险象环生，甚至停产倒闭的消息也屡屡袭来，但胡宏伟对浙江经济的判断依旧乐观：“浙江民间财富力量本来便是荒地里自发、自由生长的‘杂草’。物竞天择的大自然早已赋予其不惧风霜、兴衰进化的昂扬野性。为之担忧，大可不必。”

　　(《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胡宏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