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都长安，不仅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商业贸易中心。周时，一些贵族阶层开始经商；汉代，“长安九市”商业贸易十分兴隆。特别是著名丝绸之路的贯通，长安成为堪与欧洲罗马城相媲美的国际性大都市；唐时，长安城商业贸易极其繁荣，不仅有专业市场，而且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钱庄柜坊和汇票——“飞钱”；明朝，陕西商人西出阳关，北上蒙古大漠，东出潼关，南下荆楚，把生意做遍东西南北方，形成了实力远在山西商帮之上的陕西商帮，甚至和徽商齐名。

《张骞出使西域》(油画)王可伟作

唐代长安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资料图片)

    
    “商人”源自于周朝

    早在周文王姬昌时，周部落从关中西部向东迁徙，在如今的长安城南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武王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丰、镐两京，堪称双子星座，不仅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按照“面朝后市”的要求，当时丰镐的北面，就是在宫殿的背后，有国人交易的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周灭商之后，武王将殷商的采矿、冶炼、铸造工匠移居丰镐，在这里形成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同时，不少周贵族，驱使商之遗民往来各地贩运货物做生意以牟利，把他们称为“商人”，表示鄙视。后世称有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其经营的货品，自然也称为“商品”。(早在1927年，徐中舒在《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上著文指出：由于商人重视商业和善于经商，所以“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著名历史学家李亚农，后来据此明确地指出：“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李亚农史论集》，第471页)。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也这样持这种说法：“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十批判书》第15页)。吴慧所著的《中国古代商业史》，也认为“做买卖几乎就成了商遗民以及原先商族的奴隶的主要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以这些人为多数”。)另外，周朝时，买卖货物的场所市场——“市井”，即已经出现，证明当时商品交易相当繁荣。《周礼·司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有政府管理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在其即位的第十三年(公元前989年)，以伯父为向导，乘造父驾的八骏马车，带着大量精美的丝织品，从周都镐京出发，出陕西入河南，经山西出雁门关到内蒙古，沿黄河经宁夏至甘肃入青海，越昆仑山入新疆，再翻越葱岭到达中亚的伊朗高原，往返路程达35000里。这段记载表明了远古时期中西交往的状况，同时也证明了丝绸早在3000年前便由长安西运了。

    汉代的长安城内，建有东市和西市两个综合市场，还有专门的酒市、牛市等，合称“长安九市”，数以万计的中外商人充斥其间，规模之大、货物之殷繁，当时举世罕见。“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班固《西都赋》)长安九市正是西汉商业繁荣的标志。文景时期，便有了所谓的“惠商”政策，“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门市。”因而，当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很多，便有了“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的现象。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获得极大成功，史称“凿空之行”，著名的古代商路——丝绸之路贯通了，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当时的长安成为堪与欧洲罗马城相媲美的国际性大都市，“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

    唐代，在长安街市的布局中，设有两个商业区——“东市和西市”。东市位于皇城东南方向、兴庆宫西南方向，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安东街以东、乐居厂以西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24米，占有两坊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西市则位于皇城西南方向，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也占有两坊的面积，位置大约在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一带。两市均设有围墙，内有沿墙平行的街，各有220个行业。两市内各开井字形街道，被井字形街道划开的九个区四边临街，各行业店铺均临街而设。两市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不少长安人以此为据点，“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番鹦。”据目前所知，两市内有大衣行、杂货店、花店、王会师店、酒肆、秋罗行、药行、蜡烛店、秤行、柜坊、帛店、绢行、麸店、衣肆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西两市中出现了钱庄柜坊和汇票——“飞钱”，表明当时的商业十分繁荣，并且跃上一个高度。当时，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唐高宗时，大商人郭凤帜家钱财多得不可计数，以至“常与朝贵游”；唐末，唐僖宗欲修安国寺而缺乏财力时，曾下令，“能舍钱千贯者撞钟一下。”于是，有个在西市发财的商人王胡，“连打百下，运钱十万贯入寺。”唐代，长安的商业贸易达到顶峰，商人们按经营门类聚集于一处，初步形成了行业性质的商帮雏形。

  陕西商帮强北方

    明政府在北部边境设边关九镇。为了保证军队供给，发放盐引于边镇，以鼓励和吸引商人运粮。而运粮和茶到边镇换取盐引者，大多是三原县、泾阳县的商人。他们带盐引到扬州、杭州地区支盐，从事盐业贸易，获利颇丰。后来，有人就在扬州等地定居下来，从行商变为坐贾，专门从事盐引的转卖。陕西商帮中鏖集扬州者，多为关中人，其中财力雄厚者有三原的梁家、泾阳的郭家与张家，还有西安的申家和临潼的张家。他们据“关田与芦场”，富甲天下，娶扬州美女为妻妾，“视广陵犹别业也”，陕西商帮逐渐成为势力强大的群体。

    陕西商帮除了经营盐业外，还经营布业、钱庄、茶叶、毛皮、水烟、药材等。其中，经营的毛皮制品在全国十分有名，如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种类繁多，故陕西毛皮商在全国势力仅次于盐商。

    陕西商人中多行贾，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等地之间，活动范围广阔，“时而江湖时而边塞，风波险阻，备极艰危。”因此，吃苦耐劳、临危不惧、智勇高超，是陕西商帮一大特点。陕西的贩马商吴松，身材魁伟、体魄强健、武艺超群，亦善骑射，常年奔波在外。曾一人打死过一只猛虎，被传为美谈。日本藤井宏教授在《明代盐商的考察》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商业街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对抗新安及其他商人，常利用临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

    到了清代乃至近代，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陕西商帮则渐渐没落了。当时陕西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巨商，但比起沿海一带的商帮，无论从个人声望，还是资本规模以及影响，都大大逊色了。

    吐故纳新育商魂

    探究陕西商帮衰落的原因，我以为，关键在于陕西整个社会敬商、亲商、重商和勤商的氛围不是很浓厚，而且，人们的价值取向政治化、文化化的倾向依然十分强烈。虽说，早在2000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在其《史记》里作了《货殖列传》，为范蠡等大商人作传，并且肯定了流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了“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所以，文化底蕴丰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陕西人从古到今重仕途、重读书而鄙商贾，因为“学而优则仕”，它可以改换门厅，光宗耀祖。对于经济之道，历来被视为下九流，大多数人们都秉承着这样的观念，“不到山穷水尽，决不干那种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之事。”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清代乃至近代，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并且迅猛发展，而陕西人的思想观念依然没有开放，没有真正确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因此经营方式以及资本运作能力滞后。大多数陕西商人在外赚得巨利后，往往没有投入再流通，而是把大量金银财宝运回故乡。关中不少州县，“家至几万金”者比比皆是，甚至有达百万斤、千万斤者。陕西商人除了买田置地外，大量钱财都窑藏起来，也有人放高利贷、开当铺，却很少投资加工业，这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很难起到促进作用。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观念保守所致。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陕西商人获利之后也捐资兴修文庙、书院、乡试号舍及在京会馆，以资助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对社会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现代，陕西人依然走不出历史的阴影，整体思想观念依然比较封闭和保守。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陕西，本来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开放开发政策的一些事情，却往往做不成；也曾出台过一些政策，甚至比沿海城市还进步，但落实难。以至有企业家，在实现第一次创业之后，就逐渐把队伍拉出去，去沿海城市发展。

    对此，我以为，陕西人首先要在整个社会倡导重商、崇商的风气，政府职能部门要运用市场经济理念，调整职能、吐故纳新，激活市民在工、商、服务行业等领域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并以实践带动民风。(星汉)

（责任编辑：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