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10年来，浙江商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可以说，“浙商”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有什么不同？

　　姚先国：在经济水平起点不高的情况下，浙江全省的GDP 能排在全国第四位，其中浙商功不可没。我认为浙江人自主创新的能力很强，资源调配能力也很强，换句话说，就是有着典型的企业家精神。浙江自古人多地少，明清时的商贸就已经比较发达。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催生浙江人的经商意识。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初期，大量的浙江农民成为这种创业冲动的第一批受益者。在创业初期，浙江人务实、肯吃苦的精神也保障了他们创业的成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很多浙江商人在发迹之前走过的路。可以说，农民出身的草根性已经成了浙商身份的标志。

　　记者：你说的这种企业家———或者说创业型企业家———精神，为什么首先从农民中迸发出来？

　　姚先国：这是和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的，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数目形成了这一特殊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早，但其转型的速度却没有中国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较低的生活水平使得他们在经济政策放开的时候，更容易有出来创业的冲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存留的计划经济弊端反而成了这些农民创业获得第一桶金的有利条件，而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也是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必不可少的。

　　记者：除了创业冲动，吃苦耐劳，您认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浙江商人的成功还有哪些因素？

　　姚先国：农民出身的浙江商人，在创业之初也大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或者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温州的皮鞋、打火机，义乌的小商品，永康的小五金，东阳的建筑行业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这些行业产品前期投入少，市场广阔，只要选择在合适的时间进入市场，胜算就比较大。

　　上世纪80年代，仅在温州一地，据说就有10万人在全国各地奔走，这种敢“闯”的精神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欠缺的。

　　记者：尽管浙江人的冒险意识和商品意识很强，但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不佳也是事实，尤其是在前些年。这种情况下，我听说有很多浙江商人自发组织起来，对浙商群体的共同利益进行互帮互助。是这样吗？

　　姚先国：在浙商中间，这种情况确实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对于长期在外寻找生意的外地浙商，老乡之间的天然“互助”行为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据我了解，由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在温州等地的商会内部，会员之间借款甚至可以不用打借条。这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中是不可能的，在西方规范的商业环境下更是天方夜谭。可以说，这种独特的“抱团”现象也是浙商草根性的重要体现。在温州，遍布全国各地的商会组织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在解决与当地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时，这些来自浙商中的民间组织正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和地位。

　　尽管如此，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商人没有像浙江商人那样？这里面肯定还是与浙江人独特的经商禀赋有关。浙江人的精明在于，随时随地发现商机、捕捉商机，真是无中生有制造商机。浙江海宁现在是全国最大的皮革加工生产基地，但海宁本地几乎不产一块皮毛。

　　记者：在下一个10年，浙商面临的新问题会有哪些？

　　姚先国：对于大部分浙江商人来说，前期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未来几年，他们面临比较多的问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浙商企业的要素成本提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现在的浙江，人力成本、土地成本都是很高的，这使一些以低成本发展的企业感到了危机；另外，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迫使越来越多的浙江商人走出国门寻找突破，国外的市场环境和国内有很大不同，这对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浙江商人是个挑战。

　　第二是浙商手中的资本聚集增多，投资愿望增强。目前，浙江商人手中的游资据称有12000亿元以上，如此巨额的资本对外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巨大的诱惑。所以近些年，各地对浙江的资本主动招商的越来越多。尽管可投资的行业在增加，但投资成功率却在下降，这要求浙商投资时更加谨慎小心。

　　第三点是长三角一体化对浙商带来的新要求，浙江要接轨上海，浙商自身的文化素质、经营思路都要真正融入这个大的思路中去。这也是很多浙江商人迫切需要解决的。

　　记者：作为研究浙商问题的专家，您对这个群体目前最担心的是什么？

　　姚先国：我担心两点，这两点还是要回到浙商的草根性上来。我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一部分浙商在取得小的成功后会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过于坚持创业时候的经验会让这一部分浙商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第二点是他们会在有些时候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小农意识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关键时候，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未来10年，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农意识对浙商的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