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可以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晋商与徽商的兴衰轨迹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明清之际，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农耕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作为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开通而丧失时，衰落成为历史定局。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同理，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那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主流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是资本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