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人在与粤商对照时说，粤商命脉中生来就有胆识超人的气质，敢为天下先，可能是海商性格，加之信息灵通，又与海外华人有来往，历来就是做大生意的好手。粤商在改革开放初期敢“喝头啖汤”，当内地人还端着“铁饭碗”对“下海”经商观望时，广东人已靠开发廊、贩服装和生猛海鲜、舶来商品，猛劲地掏内地人兜里的钞票了。成都商人相形之下，历来就在天府之国的怀抱里，闭塞清闲，不肯吃苦耐劳，更不团结，守间小铺子，赚几个打麻将的小钱就知足了。

　　再说沪商。上海历来是中国的繁华之都，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上海人见多识广。上海又被称做东方的欧洲，“关侬啥事体”的上海文明注定了沪商有自我主见的经商理念。正如分析家所说，人们对沪商的看法与对上海货的印象有重要的关系。上海历来是中国制造民用消费品及工业品最多、最精良的产地，其产品历来拥有良好的市场信誉。这一点来说，其他地域的商人只能望其项背。

　　“空手道”高手数徽商

　　很早以来，中国人就有“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观念，“争利者于市”在明清时代造就出以徽商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商帮。徽商靠玩“空手道”红透当时的商界，其帮中老大胡雪岩从打工仔发迹到朝中二品官“布政史”，坐上头号中国官商的宝座，这是传统经商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商人。

　　安徽历来贫穷，却是个出状元最多的地方。这一奇怪的现象与徽人强烈的一个意念有关。徽人穷伤了心，就认准一个死理：非读书考状元做官才有出头之日。读书要花钱，所以徽人不惜一切手段卖米、借钱也要经商，或贩盐或经营钱庄、当铺。当徽商浮出水面后，也带动了左右。明清时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和黄河中下游一带，相继出现晋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福建商、广东商、陕商、山东商、宁波商十大商帮。

　　为什么中国早期的商人集中在这些地域呢？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是中国文明灿烂之地，孕育出商业文明理所当然。只有文明才能带来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中国的传统文明核心是儒家思想，讲究诚、信、真、善，而传统经商的理念也离不开儒家思想为本。星转斗移，到了本世纪，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徽商、陕商、晋商昔日的光辉暗淡了，新世纪的中国商帮阵营里除了福建商、粤商、山东商、宁波商等依然强大，另外沪商、东北商、豫商、温州商、西藏商等新面孔一跃而出。新旧文明的交替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影响着中国商人的命运。现代意义上的经商观念和传统观念上的商人，正经历着市场的选择。

　　梁山豪气是鲁商

　　就拿山东商来分析。山东人的血脉里始终贯穿着好奇、仗义、吃苦耐劳和实干的气质，山东商同样有梁山好汉的血性，所以山东商能从历史的大商人地位走到今天仍是好汉的地步；而徽商靠“勾兑”朝野、经商读书考官的曲线救徽理念，必然在商界演出最终的悲剧。山东商是将人格的力量与经商一起来发挥的。1997年夺下中央电视台黄金广告时段“标王”者，乃山东秦池酒厂，而当年投标冲破亿元大关的8家酒厂中，山东就占了5家。虽然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广告时段因国家有令不再给酒业，山东秦池酒厂却在酒业广告投标中拿下头榜。这就是山东商的豪气，就是要把山东的酒卖遍全中国。

　　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商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同样，粤商也在当今中国的家电市场上以实干、实力称王。所以广东商夺取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标王”，理在其中。

　　“乞讨文明”造豫商

　　河南历来是黄河文明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中原大地省份，黄泛迫使河南人历代逃荒行乞，河南的叫花子在中国是出了名的。因此有人说，河南人是满腹的讨乞学问。讨乞的河南人浪迹天涯，见多识广，学会了很多东西。因此，河南人登上商场后给人的印象是：态度好，肯做一些别人不做的行当，但信用相对不足，无显著的优势行当。

　　不难想象，豫商的态度好与乞讨文明是分不开的，试想别人讨乞敢有不恭不卑的态度吗？这点与北京商相反，北京人历来有高人一等的意识，态度自然就有些盛气凌人。豫商又因无地域优势和精美价廉的商品可傲视他人，于是在利益驱动下难免做一些别人不为的行当。所以，豫商反而有潜力。

　　中国的各地商人无不有着深厚的地域文明背景，有着其文明内涵滋生出的性格。东西南北中，各有特色。

　　所谓理性地看待中国各地商帮，应从历史与当今的地域文明变化中去深入地研究中国商人。正像与山东商人大碗端酒可谈成的生意，而与沪商则须细细长谈；与京商谈得连连摇头时，粤商则可能不瞻前顾后就拍板了；当潮州商愿意合伙做一笔生意时，成都商早已单枪匹马抢先下手了；当藏商诡秘地在藏袍袖筒中相互掐手指谈价时，东北商已率直地说：“大哥，还说啥老鼻子的话”了。记者喻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