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海淀拦住十个经济学家问：山西商人和温州商人，谁更有商业精神？在2005年的中国的经济语境下，恐怕是后者。

　　山西商人卖煤赚钱，温州商人买房赚钱，做的都是买卖，进的都是真金白银，但非要掏那么一点形而下的东西，温州商人一定在山西商人之上。

　　历史上却不是这样的。在晋商的光辉岁月年代，温州是只是中国东南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城市。由民国上溯前300多年的日子里，风雨晋商才是代表中国生产力先进发展方向的要求的。尤其对于草根金融业的原创性贡献，晋商几乎在一个大陆性经济的年代创造的，高山仰止。

　　我就不拍了，前人之述备矣。

　　温州商人是1978年代才兴起的，承悉民国时江浙财团风气，借中国又一次海禁开放而起来。产起来，温州商人的特点实际上老晋商的当代翻版：以钱生钱，以资本追产业，积小利为大利，放眼光于四海。他们都不是产业家，而是资本家。

　　因此有了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资本的扩张造就了温州的草根金融，其燎原之势仿佛是老晋商当年把火种留在了这一片不毛之地。

　　大地像陶轮一样地倒过来了。

　　晋商文化在山西已经成为文物，虽然做财爷的还是相信山西人传下的理财潜质，但2005语境前后的晋商文化已经是风吹雨打流去。

　　山西煤商的庞大军团成为200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代名词，北京、上海的高档楼盘一个接一个地去山西推广，全球奢侈品牌一个又一个地算计着山西商人需要的东西，这个中国北方煤炭大省的成千上万小煤窑主们，把他们大把的钱购置了为过去困苦生活洗刷记忆的不动产上。

　　当一个地方的商人把资本用来消费传统的奢侈品时，预示着一场衰落的到来。资本不能取利，就像河水不能流动，当温州商人在中国各地苦打生意算盘的时候，山西新富起来的商人正在太原和山西大城市街头斗富。

　　明末时，江南的资本家把生产作坊赚来的银子又用来买田置地，学者们将之解读为资本主义萌牙死亡的第一路径。今天的晋商又在做什么呢？今天的温州商人又在做什么呢。

　　存在决定意识，温商与晋商身上的的商业精神其答案早已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