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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背后是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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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一方人,泉州、苏州、温州和潮州不同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不同的营商风格和商业文化

  泉州、苏州、潮州、温州四城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它们分别是古代闽南、苏南、潮汕、浙东四个著名商帮核心区。本版介绍它们古代经济商贸发展的状况,探讨不同的文化对古代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泉州:爱拼敢赢兼容开放

  泉州商人是古代十大商帮之一——闽南商帮的核心代表。敢想、敢拼、敢赢、敢为天下先的闽南精神,伴随着泉州商人从故乡发展到他乡,从历史繁盛到现代。

  经商历史长达千年

  追寻泉州商贸的渊源,如同翻阅一本厚重的史诗。从文字资料记载来看,泉州商人成规模地闯荡世界可追溯至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闽南商人为了谋生带着丝绸、药物、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泉州出发,漂洋过海,将这些商品销往各地区甚至世界各国。

  宋元时期,泉州人崇商达到一个高峰,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港口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这个时期,借助庞大的对外贸易,泉州商人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此后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达四百年之久。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泉州商人开始进军更广阔的领域,形成了国内外商贸并重的格局。泉州著名的重商主义思想家李光缙有一段很形象的描述:“(泉州)安平市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渔夷之墟。”可见,当时泉州商人的足迹遍及国内主要地区和南洋诸国。

  泉州商人海外和国内贸易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海外贸易不仅获利颇丰,而且让商人得到大量畅销国内市场货物,而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海外物资为闽商从事国内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泉州商人的商业活动,有力地加强了国内南北的经济交流,同时也为古代泉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支撑。

  面海求生塑造爱拼性格

  在历史上,闽南商人给人的印象就是爱拼敢赢。古代泉州商人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一个“拼”字。

  那么,爱拼的性格又是从何处得来的呢?自东晋开始,中国战乱不止,许多北方人南迁,导致闽南地区人口激增,形成人口过剩的局面。闽南山多田少,靠传统的农耕经济,已经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史料记载,“泉漳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显然,当时的地理情况没有给闽南先民在家安安稳稳种地过日子的条件。田地不足只能“以海为田”,一面朝海,

  出海谋生成为发展求存的必然选择。

  闽南沿海一带,人们世代跟大海打交道,

  浩瀚的海洋给了闽南人敢于冒险进取的风格、坚韧的拼搏精神。所谓“走海行船三分命”道出了出海的危险,经常与恶劣艰险的自然搏斗,颠沛流离、悲欢离合经常伴随着他们,因此形成闽南人鲜明的性格特点,铸造了闽南商业文化的精髓:冒险进取、敢拼爱赢,具有乐观向上的拼搏精神。

  这种冒险拼搏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洗礼中得到不断地强化。泉州先民多属移民,移民行为本身就需要叛逆意识和冒险精神,加上远离当时的政治和权威中心,使得闽南人更少循规蹈矩,更具敢于离经叛道、蔑视权威的特点。

  拥有闽南人典型个性的泉州商人通常都很务实,讲求实利、讲究实际,既有获取高额利润的愿望和要求,又有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同时,常年出海远洋的经历,又让他们具有更广阔的眼光,因此有较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融合纯粹的商业精神

  泉州商人的爱拼是一种态度,而不是鲁莽的冒险,现实的商贸活动更需要的是理性的行为。支撑这种理性行为的,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商业精神。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有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和“重仕轻商”思想,使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商人地位居末位。然而闽南社会的价值观,明显表现对商工的宽容。生存环境的恶劣,使闽南人的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工也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一带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就价值观念而言,古代泉州人就认识到“道义”和“功利”应该是统一的。离开“功利”(实际利益)去讲“道义”,“道义”就是没有用的空话。

  应该说,没有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同,泉州的商人是很难发展壮大的。至明清,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为了安抚这些势力,朝廷不得不多加拉拢并做出一定让步,这也是其他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

  泉州的历史上,出现了多位“重商主义”思想家,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李光缙。而除了李光缙,许多泉州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如王慎中、何乔远、李贽等人,也表现出浓重的重商倾向,这是其他地区少有的现象,说明了泉州商业精神的成熟。

  此外,泉州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也对泉州的商业文化成熟起到聚到作用。历史上,世界几大自古便以从事海外贸易而著称的商人集团,都曾落户泉州等地,如阿拉伯商人、意大利商人及犹太商人,还有南印度商人,这么多历史上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民族,不期而遇,汇聚泉州,与当地人杂居相处,甚至通婚繁衍,泉州人受其经商意识和观念的感染,吸收了很多先进的东西,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温州:经世致用利义并举

  以温州为中心的浙东商帮,在发展境遇上和泉州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自身很鲜明的特色。就相似性而言,温州商业的发展同样源于传统“农耕经济”的不足,同样具有外向型海洋精神。但温州商业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形成了以永嘉学派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利义并举”的思想。

  离土求生

  古代温州处境和泉州十分相似,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养活不了当地的居民,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

  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他们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在南宋时期,温州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

  永嘉学派倡导经世致用

  谈温州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学相对峙的思想流派。

  永嘉是当时温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解决了“利”和“义”关系,永嘉学派又进一步,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哲学,始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括学识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应该说,“利义并举”和“经世致用”,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潮州:出洋经商讲求实效

  潮州历史上是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商业发展道路上,相对于闽南商人由对外贸易起步到海内外商贸并重的过程,潮州商人更加倾向于出洋经商,在异国创业,形成外重内轻的特点。

  不事奢华投资产业

  和泉州等沿海地区相似,潮州人在当地的生存空间狭小,但又具有通向海外的便利的地理条件,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潮商远走他乡,把生意做到了全球。

  潮州商人移民情结很重,走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都可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当潮商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南洋诸国的潮商取得辉煌的商业成就后,他们并没有像别的商人那样把自己所获得的利润带回故里,实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梦想,而是把自己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投资用于在海外发展实业,变成产业资本,使自己的事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使自己的生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以至于形成了潮州人飘洋过海的创业浪潮和天下人潮汕情的特有历史现象。

  注重家族伦理

  都说泉州商人喜欢采用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其实,潮州人经商的家族化色彩比泉州人还要浓重。

  由于潮商大多长期远离家乡,到国外创业谋生,因此对家族的凝聚力的依赖要比其他地方明显得多。潮汕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特定的祀祭时间,祀祭活动也特别隆重,家族的纽带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并且这种凝聚力逐渐扩展到潮汕地区的“自己人”之间。而早期潮商的兴起主要是从事远洋运输,具有投资大风险高的特征。这种高风险,高利润的特征,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伙伴关系,也使潮商群体形成商帮团体内严格的商业信用和团队协作意识。

  潮商注重家族伦理,还表现在对家族的报本意识。潮商在成功之后往往又提携家庭成员,形成一荣共荣的连带效应。家族关系是潮商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本,但也成为日后制约潮商企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苏州:格物致知精致均衡

  和闽商、浙商和潮商比较,苏商有着太多的不同与差异。由于江苏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此出身的苏商,形成了不愠不火、稳重踏实的行事风格。苏商历来强调格物致知、精细作业,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辅。

  格物致知的精致商业

  和那些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被迫出走异乡的闽商、潮商比起来,苏商可谓幸福得像花一样。翻看地图,自古至今,苏商的诞生与群居之地——苏南(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周边地区)可谓是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历史上被赞誉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河畔、太湖流域,酒肆林立、商旅辐辏、店肆如鳞、客贾云集。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苏的青铜器冶炼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开凿好的大运河成为南北盐铁中转的中心,有史书为证:“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那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中原一带南移至苏南。

  因此,苏州商人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海外贸易,只要在家里把手工业产品打磨得精细再精细些,然后顺着家门口的黄金水道销往全国各地就可以了。因此苏州人经商总是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自己生产的商品总是占主要地位。

  苏州的手工业和民间工艺水平之高名闻遐迩。如果说在商贸活动中,泉州商人主要扮演流通者的角色,而苏州商人则是高水平的供货商。

  即使在商贸流通方面,苏州也拥有的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苏州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纺织业等为商贸流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外,连通南北水域的京杭运河途经苏州,加上密布的水网,简直就是一个黄金水道。

  商业文化来自儒家文化核心

  先天资源的充裕成就了苏商,也对他们的商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苏州商业文化中,普遍遵循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谐观念在商业活动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儒家思想在封建商业领域中的文化延伸。

  苏州商业文化强调均衡、集体、秩序、精致。实际上是来自我国传统道德中“仁、德、礼、义”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苏州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勤俭敬业,吃苦耐劳”等经商理念,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本组文字:记者黄帆

 


 

来源:泉州晚报 责任编辑:郑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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