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更没有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商人的活动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营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宋代已出现“地狭人稠”的局面。到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康熙所谓“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客观上鼓励生育，加剧了人地矛盾。据史料记载，宁波人口由明嘉靖元年(1522年)的34.6万增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235.5万。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徽州府所辖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三晋“表里山河，最为完固”的地理优势，使它在动乱时代成了周边省份老百姓天然的“避风港”，人口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雍滞。山东、福建等地情况也大体如此。“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度悬殊，仅从土地取食已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商业就成为人们特别是穷苦之人重要的选择之一。大多数人被迫聚众外出经商，或携技艺以经营四方。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排序“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那样他们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可能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