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徐永光，生于1949年3月，浙江温州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调入团中央工作，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988年任团中央常委。1988年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推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2007年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施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先后荣获“联合国促进儿童权益奖”、“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等称号。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徐永光语录

　　在世界各国，教育问题、贫困问题、儿童问题都是公益慈善事业关注的热点，希望工程把这三个问题捆在了一起。我发明了一个词，叫慈善募捐的“眼泪指数”，希望工程可以说是“眼泪指数”极高的项目。

　　农民工子女碰到的教育困难，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这种成本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农民工家庭共同承担，而不能由农民工家庭独自承受。那种以牺牲几千万农民工子女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代价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农民工及其子女，更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新公民学校要追求高品质，做出示范，不求最大，但一定要最好。

　　“新公民计划”将来一定可以做成一个比“希望工程”更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是解决经济贫乏时期落后者们的权益问题，“新公民计划”则是解决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的弱势者权益问题，而城市化进程目前仍是中国的主题。

　　有人说，无论出现在任何场合，徐永光的背景都是孩子。

　　的确如此。从发起惠及数千万农村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到启动旨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新公民计划，徐永光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孩子身上。

　　徐永光走上教育公益之路，也许是巧合，或许是必然。

　　推出“希望工程”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贫困家庭。他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徐永光身上。当徐永光有能力帮助他人时，便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是生活让他做出的选择。

　　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发现有2000多人口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解放后竟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只有7名学生，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3月，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拿着10万元注册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畅想基金会的未来时，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在一起，一诞生就受到极大关注。在徐永光主持青基会期间，希望工程17年共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有人认为，希望工程功劳有二：一是点燃了数百万儿童、数百万家庭的希望，还给了他们应有的梦想和尊严；二是调动了亿万人被体制束缚了的爱心，海内外的万千众生，或主动或被动地感受了一次做人的激情和助人的温暖。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的慈善洗礼，都是从希望工程开始的。

　　正如徐永光自己后来所说，“希望工程迄今捐款36亿元人民币，算经济账的话，只够在上海修5公里地铁，但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价值，则不可估量。”

　　“希望工程”出现隐患

　　发展太快，必然带来问题，比如，全国地县基金会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徐永光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徐永光说：“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事实上，希望工程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也遭到了媒体对其资金使用的质疑。但那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问题，而是民间组织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徐永光说：“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公益基金会。

　　“新公民计划”出炉

　　2007年5月，筹备良久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这一次，徐永光的身份是它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这家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主旨、希望人人怀有希望的基金会，是一家非公募的基金会，同时也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其推出的新公民计划主要包括新公民学校项目和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子女。

　　基金会计划投入1.5亿至2亿元，用5到10年时间，在全国捐建100所民办公益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的捐资额在150万至200万元之间，预计将有5万名农民工子女受益。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是指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有利于农民工孩子融入城市，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每个资助额为5至30万元人民币。所有的项目都通过公开招标、接受申请、严格评审后再给予资助，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徐永光说，之所以叫做“新公民计划”，是指这些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将来都要成为城市的新公民，因而所有的项目都叫新公民项目，所资助的学校也一律改叫“新公民学校”，不再叫打工子弟学校，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一种自信和平等，不再有一种受歧视的心理，能够健康成长。

　　社会学者称，“新公民计划”是中国的“第二希望工程”。教育界专家则称，这是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徐永光认为，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的确需要第三条道路。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教育的性质分为公办和私立两种，“私立”是指民间的、非营利的性质。教育在中国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另一类是民办学校，或者叫私立学校。中国的私立学校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是私人投资并且要营利的，是市场行为。因此，中国教育是“极端政府化加极端市场化”，没有第三条道路，缺少公益性学校，即公益的、非营利的、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而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这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带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尽管社会各界评价很高，但徐永光很冷静。他说，“新公民计划”起的是一种示范作用。南都基金会投入的资金是很有限的，建100所新公民学校也只能解决几万个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但这个示范模式若做好，将来肯定会有更多企业、机构来一起关注和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新公民计划自2007年7月12日实施以来，截止到2009年7月24日，共收到申请227份，其中92个项目获得资助，总资助金额为654万元。

　　南都基金会按照每所学校资助150万到200万元的标准，出资改建民办非营利性的新公民学校，截止到2009年7月，资助和立项资助新公民学校7所，总金额达1358万元。

　　2008年12月5日，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召开，表彰了119名优秀慈善工作者，徐永光名列其中。而其推出的“新公民计划”则获得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