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非但不是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避险与增值出路，反而很可能使我国面临更大损失，进而陷入另一种困境。面临巨额外汇储备，中国要做的，还是致力于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适时购进战略物资，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逐步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并谋求建立具体可行的补偿机制，以保证我国投资美国国债的安全，使持有美国国债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在 穆迪公司对美、英国债评级发出面临向下调整的风险的警告之后，增持美国国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有关美国国债的消化方式的热议也随之重又热了起来。其实，早 在今年6月，国内已有“债转股”的动议，并将之视作化解美国国债危机的良策。近期，这项建议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热烈响应，并愿意由旗下的“总统基金”具体实施，使得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外各方瞩目。不过，笔者认为，尽管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未必符合我国的切身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存量美国国债进行“债转股”，或者说，“债转股”绝非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避险与增值出路。

首 先，自《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开始，美国投资保护主义势头大盛。起初，外资机构并购美国公司股权时，并购股权比例超过10%，需提交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审查。而在新规制定中，外国投资美国敏感资产如果涉及“控制权变更”，不管股份比例多少，该委员会便可启动国家安全调查，从而给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预留“过多的解释空间”和“过大的权限”。因此，即便“债转股”，我们恐怕也只能让美国牵着鼻子走，投资一些无科技含量、无发展前景、不具优势的产 业，会有“双赢”么？

其次，“债转股”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巨大风险。避开美国对 外国入驻投资准入的高门槛不谈，与债权尚有约定的收益保障不同，股权既没有到期日，收益亦无保障。如果入股公司破产清偿，中国不但无利可获，更将从债权人 变成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即便日后美国股市上涨，中国政府被准许出售股票收回美元， 巨量股票抛售引起的股市大跌，不仅可能令中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大跌后的股票更有可能使中国政府血本无归，反而使美国免除偿债义务，坐收渔利。因此，在金 融危机与美元贬值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应该做的，应是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提供担保，保障中国债权的受偿额度，切不可主动放弃对债务的要求权。

此 外，外汇储备投资方向始终应基于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投资美国国债，实因并未找到更安全、更适宜外储投资的品种。若中美“债转股”，将直接指向我国美元 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从而使外汇储备既不能对冲资本全球化的风险，也不能用来购买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极其不利。

我 国购买并持有美国国债，并不是因为国债是最好的保值手段，而是为了保持相当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了保出口，保经济增长。而巨额的贸易顺差，也是源于美国对 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可见，高额外汇储备与美国国债主要源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如果此时顾左右而言其他，一味“债转股”，只能使中国陷入另一种困境。因 此，面临巨额外汇储备，我们还应致力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适时购进战略物资，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逐步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并要求建立一个具体可 行的补偿机制以保证我国投资美国国债的安全，使持有美国国债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其 一，旧国债的解套不应操之过急。急剧减持美国国债并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在经济上唇齿相依的中美两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损俱损。从这一层面来看，我国所 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非但不能轻动，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对其施以援手，促使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的泥潭，从而也为自身争取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所以，我国外汇储备在存量上变动的空间不大，仅能在增量和结构上稍作调整，如减少外汇储备增速，基于风险考虑增短债减长债、将美元储备转换成欧元、日元与英镑等外币资产。

其 二，扩大内需仍是我国缓解中美结构矛盾的发力点。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结构关系极不平衡，这也是造成我国大量外汇储备的原因之一。无论从控制 高额外汇储备来看，抑或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而言，刺激内需对于我国都至关重要。对此，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的配合，居民相对收入的提 高、消费环境的建设、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与完善都应成为长期扩大消费的着力点。

其 三，缓解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境况，还应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流出，既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又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 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缓解高额外汇储备额的压力。笔者以为，当前应着力完善金融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以稳定的宏观环境 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人民币作为走向国际化的坚强后盾，逐步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