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和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亚洲自有亚洲的发展模式。指出欧洲在世界的相对影响力正在削弱，其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战略上输给了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欧洲的态度、看待问题的方式和使目光不局限在欧美的能力正面临考验。此外，中国崛起无论对亚洲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而美国重新发现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也不容低估。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刊登约亨·布赫施泰纳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一篇专访，题为《“欧洲错过一些事情”》，副题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亚洲的未来》，全文如下：
约亨·布赫施泰纳问：总理先生，新加坡第一次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您的政府也首次面临动荡的风险吗？
李显龙答：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形势。如果我们做得好，如果我们的民众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以及风暴为什么会袭击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团结一致，坚强地走出危机。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人们感到不安全，或者更糟糕的是，感到自己被遗忘，那么我们当然会遇到问题。但是我认为，新加坡人很理解这一切。
问：港口里停泊的船只超过200艘，今年的经济将萎缩4%至6%，您的国民熟悉了失业———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政府不满意吗？
答：我们从工会那里得知，局势在它们的控制之中。民众看到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也看到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去保证就业。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的失业率由2.8%上升到3.3%。形势是严峻的，但不是灾难性的。
问：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个地区的国家被开出了苦涩但有效的药方：严格预算、私有化、透明度。现在的药方则是甜的：通过借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担保、国有化。这会奏效吗？
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至1998年间选择了一种非常纯粹主义的方案。此外，在美国人的鼓励下，它不但想克服危机，而且还想让印尼这样的国家实现整个体制的转变。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撤换苏哈托政府。那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我们也这么说过。
问：让军事统治者苏哈托下台是不明智的？
答：当然了！那是不明智的，因为您看后来发生了什么？印尼在达到今天这个样子之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十年。而且更换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
问：但是今天看来，为民主扫清道路不是坏事，不是吗？
答：您认为：新游戏，新运气？这种情况人们或许能在法兰克福或纽约看到。
在这里，在我们的邻国，我们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如果有些东西不是完全破碎，我们就尝试着去修补。
问：在新加坡也有些人希望获得更多民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您的政府对集会权放松了规定，而且还允许更多反对派政治家进入议会。新加坡还会变得更民主吗？
答：我们在发展，但是等到我们在政治上像德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工作，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认为，只要有框架条件一切就会自行进展下去。我们也不认为，谁当总理无所谓，因为如果他不合适的话可以被换掉。我们需要合适的体制和很好地服务于该体制并一直推动其发展的合适人选。我们的社会已经很西方化，但是它拥有亚洲的观念和价值观。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也不是可以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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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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