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新浪科技携手TD-SCDMA技术论坛联合举行的TD-SCDMA 厂商高层系列访谈开始举行，作为系列访谈之十一，新浪科技特意邀请TD-SCDMA论坛的代理秘书长王静博士作为本次系列访谈的主持人，对从事TD-SCDMA测试芯片的重邮信科董事长聂能进行了访谈。

　　嘉宾简介：

　　聂能：男，1945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物理专业。教授，重庆邮电大学原校长、现任重邮信科公司董事长，重庆市电子学会理事长，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通信学会会士，原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原重庆市信息化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

　　重邮信科1998年开始进行标准研究，之后投入实验终端，到2000年的时候组建公司，致力于终端研发，并于2003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TD-SCDMA实验样机，200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颗0.13微米工艺的TD-SCDMA基带芯片，多数产品获得各类奖项。

　　向国际电联提交标准的“埋名英雄”

　　王静：首先感谢聂董事长来到论坛。重邮信科、聂董事长是最早介入TD的，而且一直对TD论坛非常支持。今天的访谈将是TD-SCDMA技术论坛和新浪联合举办的TD高层系列访谈之一，主要谈谈TD-SCDMA发展，以及重邮信科往下发展的一些计划和想法，使业界对重邮信科有更多了解。

　　我们先请聂董事长谈谈重邮信科的发展历程。

　　聂能：重邮信科是2000年成立的，成立之初衷就是为了把TD-SCDMA这件事推进、做成。重邮信科实际上是由当时重庆邮电学院的一个团队演变过来的。1998年，我们开始与当时在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李世鹤先生一起做标准，那时他为向国际电联提交标准这件事找到我们，希望大家配合做一些研究——基于TD-SCDMA技术做第三代移动通讯的系统，实际上指的是核心网。他说，在移动通讯上，第一代我们完全发不了声，第二代基本上也是人家的，现在到了第三代，一定要做这件事，希望重邮支持。我们作为学校来讲肯定愿意参与，重庆邮电学院作为当时部里的直属院校也有这方面的根基，在数字通讯、通讯网络方面有一些老专家，是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的。

　　王静：就是说重邮的发展是从核心网开始的，但现在你们却是一个芯片厂商，很有意思。

　　聂能：对，我们从核心网开始做TD-SCDMA项目。当时张新生在科技司，邮电部还没有分离，给下了“基于SCDMA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核心网关键技术研究”这样一个项目，拨了40万。我们觉得这事关国家，大家有义务去做。重庆市也很支持，给了120万。一共160万经费。做这个事是在1998年的5月份，时间比较紧，距提交标准只有半年时间。李世鹤说：没关系，你们大胆做，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有人在做这个事!如果能够提出一个建议文本当然更好，如果你们的建议文本能够被国际电联采纳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王静：那可是划时代的事情。

　　聂能：所以我们就做了，反正我们是学校，就把TD当一个科研项目做，没关系。后来我们做项目的这帮博士生小伙子们居然提出来三个建议，但文稿传输过程中好像出了点问题，只传了两个，通过曹淑敏他们传过去。

　　王静：这三个建议里面有两个传到国际电联去了?

　　聂能：对，国际电联后来采纳了其中一个，正式公布了。

　　王静：这个建议是基于核心网部分的?

　　聂能：对，是虚拟环境的一个建议。通过这个事，大唐觉得重邮还是有实力的，就与我们商量进一步的合作，除了提标准，还做样机、进行验证。合作需要我们也出了一些人，拉到北京来了，来支援大唐做终端。我们当时还是做核心网，后来就不仅仅做核心网了，也一起参加做其它方面的标准，后来有几个人去了德国。

　　王静：这样重邮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一开始也就是想提个建议吧，看到意见被ITU采纳了，又开始做样机了，进而开始做整个系统了。

　　聂能：后来我对李总讲，我们这些人你可以全天调配，反正按照你的要求来，我们加入TD这个行列。

　　王静：当时您是重邮的院长，从资源上也给了李世鹤教授这种完全的调动权。

　　聂能：我们把做终端的队伍介入整个研究当中，一面做终端，一面参与标准。重邮参与直接写标准的，最多的时候有80多人。

　　王静：重邮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很强。

　　聂能：包括研究生，不全是老师。终端这一块，开始是通过信威、后来变到大唐移动来做，当时只有80多个人做终端样机，其中40多人都是重邮的，做协议栈的18个人全是我们学校的。

　　王静：在TD的标准准备阶段，重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少从人员体系上来讲这个贡献不小。

　　聂能：因为对外都是以电信研究院名义来讲，所以没有重邮的声音，最后在申报奖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些安排。

　　王静：但是业界知道重邮介入TD是非常重要的，业内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只不过你们可能没有宣传。

　　聂能：这个有很多原因，还有我们在重庆，毕竟跟媒体的接触少一点，媒体在捕捉新闻的时候，他不用到那里去，当地媒体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敏感。

　　王静：当地关注的东西不一样。

　　聂能：1998年开始我们做项目，到2003年的申报国家科技奖，有大唐，中国移动，传输所，重邮，北邮。在2000年的时候，重庆市认为重邮介入TD是一件很好的事，当时的计委的一个主任，后来升任重庆副市长的赵公卿——这个人应该也是TD的无名英雄——应该说是很支持的，当时他就认为这个事可能对重庆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影响，所以他积极支持，除了刚开始拿了120万，以后每年都给经费。

　　王静：还是投入性的。

　　聂能：对，但光投入不行，所以把当时我们学校已经运作的比较好的两个公司：一个是工程通信勘测研究院、现在叫设计公司，在全国高校范围、专攻通讯的设计院，有甲级资质的就我们这一家，这个通讯工程设计院也得益于郑州设计院给我们的一些支持;另外一个是工程公司，这两个公司当时每年有几百万利润，最多时一年差不多一千万，这两个公司一起，成立了重邮信科，这是2000年。公司成立了，正式开始做TD。当然我们也有准备，就是说一件事情不能说绝对成功。对这个TD整个发展，我们还是有向往，也可能感到很多不定的因素，倒不是说完全是技术因素。但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去做。但是以后，说实在的，我们发现事先对TD的困难和艰巨性估计不足。

　　王静：上一次武平谈到，TD初期介入都是靠着一股激情;您刚才谈到，对初期困难估计不足。其实我估计不光是您，就是当时参与标准提交工作的电信研究院的专家们，他们对这个标准、后来TD走的这条路也是估计不足。如果以后走的这么艰辛，他们当初会做下去吗?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从一揽子手机到专注芯片

　　聂能：实际上我们开始根本没想到重邮信科要做芯片，开始大家都是比较模糊的，这毕竟还是无形资产，当时只是说我们要做终端，可能以后生产手机。

　　王静：那时手机、芯片跟现在的概念都不一样，当时“手机”的概念是什么都包含在里面。

　　聂能：整个后续的发展性不是很明晰，还在摸索。创新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我们自己没芯片，找郑老师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的仪表研究所，玩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他已经玩得比较熟了。后来郑老师写的第一本书就是DSP在移动通讯上的应用。用他的数字信号处理器，我们通讯的来做标准，逐步探索，居然从小盘子做到大盘子，2003年还做出手机来。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最早的TD试验网是在重庆。也是在重庆市计委的强力干预下，叫重庆移动支持，建了三个基站，签协议时新闻稿都准备好了，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马上通到移动总部，马上被总部叫停了。但不是不准做，因为重庆市委要做，是只准做不准说。实际上基站是西门子的，大唐拿过来做的。我们当时把手机做出来了，并且在03年的国际通讯展上做了展示，但是芯片用的不是自己的。

　　王静：实现通话了吗?

　　聂能：通话，全世界都打了，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

　　王静：03年就做到通话了?

　　聂能：对。那个应该说是TD的真正的、最早的商品。

　　王静：做了两年多，2001年开始做?

　　聂能：当然不止。2000年重邮信科成立，但实际上1999年就开始做了。2003年的第一个TD手机，用的人家的芯片，数量上做的不够，只有20个，但已经引起部里的注意。发改委和科技部就要求：重邮自己能不能做芯片?

　　王静：政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聂能：对，手机做出来了，芯片是人家的，肯定产业化不行的，没办法产业化。我们在过程中也在探索，说到底你做这个事情最终要有商业模式，把知识变成经济，怎么变?于是考虑到要掌握芯片，要有芯片才能控制得了，没有芯片控制，你的软件人家可以随便拷，对不对?

　　王静：对。

　　聂能：这样我们就开始考虑做芯片，国家也提出这个要求。

　　王静：这个是什么时候?

　　聂能：在02年底，03年初，我们就在考虑这个事。很快就有与美国国家半导体实验室有合作的机会，但后来对方董事会否决，没有成功。后来我们碰上了深圳安凯，他们是做多媒体芯片的。在接触交流中，安凯表示愿意做TD。然后双方一谈，就说咱们先干，让他控股，占51%，我们49%，但是名字要用重邮信科，重邮安凯。我说董事长我当，总经理你当，就100万，我出49万，他出51万，咱们来试一试。他说可以。这个事，到03年干了差不多一年。

　　王静：做了些什么?

　　聂能：就做了一个芯片，但是DSP是用了他们自己的DSP，没做好，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干不下去了。2003年刚好国家要求重邮做芯片，我说我们现在正在搞，国家表示支持，发改委给了1000万。安凯不愿意干，我也有顾虑，敢不敢去拿这1000万?

　　王静：拿了以后做不出来怎么办?

　　聂能：我就跟我们那些小伙子们探讨，结果他们说没问题，说他们已经基本上把这个东西大致摸的八九不离十了，而且由于他们进入这个行当摸了一年，对这个行业牵涉的一些设计公司，一些工具，对外部已经很清楚了。然后DSP你卖不卖硬货这个问题不大，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而且这些东西已经是商品化的东西。关键是把这些东西拿来以后，再用一个咱们专用的东西把它做出来。那是我们的强项。

　　王静：软件方面你们是强的。

　　聂能：但要把它硬化。在做的过程中这部分没有出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所以我说好，我们就接。

　　王静：你就敢拿这1000万。

　　聂能：并且后来科技部也给了几百万，包括信产部、科技部、发改委，总共下来前后2700多万。

　　王静：后来做出什么来了?

　　聂能：到05年我们做出了第一颗0.13μm工艺的TD-SCDMA基带芯片，而且居然一次就成功了。

　　王静：这是业界第一颗?

　　聂能：不是，作为TD的芯片我们不算第一个，这之前还有0.18μm的，是我们支持了它的协议栈。0.13μm的应该说我们是第一家，而且2005年的时候，业界觉得高校背景的重邮，能够做出0.13μm这么大的集成电阻芯片，不可思议。

　　王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

　　聂能：对，2005年教育部给这个成果评了一个当年的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之一，我们很自豪。因为教育部在每年它也在选拔尖子，到2008年的时候评了八年，也就是说一共评了80个，这80个成果分布全部集中在最顶尖级的30个学校里，这些学校最起码是211工程的学校，当时我们还叫重庆邮电学院，还没有改名叫大学，所以我们12月份到教育部领奖的时候，很多专家都很诧异。这是一种机遇，当然也是大家的努力。之后，应该说我们就面临要把科研成果真正变成商品的产业化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做TD-SCDMA数据卡?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进入产业化、实现产业化的一个标志。

　　王静：数据卡很重要。

　　聂能：从2005年10月到今年拿到信息产业部的入网证，其间不到三年。这两年多时间，恰好我从校长的职位上下来。

　　王静：我2006年夏天到重邮，那时候您还是校长。

　　聂能：当年8月份下来的。市里面征求我的意见，说虽然我61岁了(一般的高校60岁)，下来以后身体还可以，是不是政协、人大给你做做安排?我说算了，我就干TD这件事，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

　　我这个人一辈子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基层从爬电线杆爬起，用了18年到邮电局局长的位子上，这个算干了第一件事。1985年到学校，到2005年，用了20年，把一个不到1000人的“学院”，跟大家一起捣鼓到接近2万人的、初具规模的、有一点影响的“大学”，也算一件比较成功的事。

　　王静：很有成就感。

　　聂能：第三件事就是我从98年开始介入TD，这个事很有意义，但是也越干越艰辛。到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绝对不能退出。

　　王静：放心不下。

　　聂能：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学校的责任，我们要在TD前进过程中尽最大责任。责任这个事，我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投资也好、战略伙伴也好，往往我们希望合作，但是他们一来就是说要购买，要控股，我说基于TD的这个状况，你最多50%，董事长必须是我，这个责任我不会放弃，这不是我私人的企业，我不是私人老板，但是这个责任我不放弃。当时MTK找过我们要买重邮信科，我说我也想卖，但是卖了是不是能保证TD能够继续下去?没有钱肯定万万不能，但并不是单为了钱?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证TD事业继续下去。

　　王静：这解释了前一段时间你们跟投资方做的事情，媒体上也有披露。今天你这么一讲，来龙去脉清楚了。

　　聂能：投资商也是一方面，一般来讲他嘴巴可以说得很好，可以宣传得很好，但是真要他钱拿进来，他没有底。

　　王静：现在有底吗?

　　聂能：现在我们也不慌了。

　　王静：他应该找你了。

　　聂能：对，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彻底给我们解决了资金。我也多次给部长汇报，讲明我们的处境，凯明死了以后这个责任全部落到我们头上了，如果重邮再出问题，这个影响就大了。所以部里面也很着急，这边我们跟部长说，部长亲自跟市长讲，可能是李部长。

　　王静：重庆市给你们公司基本上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聂能：后来市里专门开了一个协调会，市长亲自主持，有关的部门都找来开协调会。刚好市财政要拨一个亿的资金，这一个亿就给重邮信科。因为我们汇报了，我们说这个产业化阶段，我们还是比较节约的，还是一个低成本的东西，我说那么多年我们清了一下，大致下来我们投进去1.4个亿，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但在这个行业里是小事一桩。凯明花了几个亿死掉了，我们花1.4个亿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加上国营资产管理公司拿出6000万，又有重庆市的三峡(大门)公司担保国开行贷款8000万，加上近期开创公司已经给我们投的4000万，总的给了我们2.8亿，应该说至少这两三年我们资金上不成问题。

　　王静：现在重邮信科的架构是什么?

　　聂能：现在把公司3G研究院这一部分剥离出来，以无形资产入股。他们两家1.6个亿，母公司占50%，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渝富资产管理公司，一个占30%点几，一个占18%点几。

　　王静：这个没有外资在里头?

　　聂能：没有，我一再说不排斥外资，但是至少得等到重邮信科长成以后，再让外资进来。

　　王静：要集中精力把事情做起来，扩大的时候再说。

　　聂能：按照市里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是风险投资，就是在这个时候支持。以后搞起来了，谁要进来可以多拿点钱，国有资产退出。

　　王静：也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聂能：对。

　　王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聂能：这个事做起来了，国有资产也可以得到保证。

　　王静：你压力很大。

　　聂能：对。

　　老专家眼中的TD前景

　　王静：今天讲了很多东西很有意义，第一次披露了重邮信科整个历程。最后一个问题不局限于重邮信科了，就是现在市场明晰、运营主体明晰、政府态度也明晰了，作为很早就参与TD的老专家，您认为中国TD往下走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聂能：前一阶段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运营主体明晰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移动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已经旗帜鲜明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后下一步可能是如何更好地从运营主体角度，使整个产业链更好地组织起来。原来产业联盟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自发的一些东西，很多需求、目标不是很明晰。我觉得这个在运营主体明确以后，作为工信部的政府协调对TD来讲比较重要。咱们市场经济肯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竞争，但也要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精神。

　　王静：政府力度还要加大。

　　聂能：对，而且特别是后续，运营商是企业，它肯定要考虑业绩问题。现在的问题就要从国家利益谈起，从电信大国向电信强国转变，这种情况下协调工作可能尽量避免无头绪情况。

　　王静：大的方向要尽快明晰，具体的步骤接着跟上。

　　聂能：5月底TD论坛开了一个会，我觉得非常好，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2G和3G可能共存。现在进一步加强是很有必要的，对各个企业来讲，应该更加努力来做。重邮在TD研究上也是“责无旁贷”，根据运营商的时间点和要求，我们会跟系统厂商尽可能地配合。后续到底怎么做，我想中国移动需要有一个大的全盘规划， 2期网络建设到底什么时候上?大家都拼命往那赶，我觉得也不行，得有一个时间点把它弄好。重邮现在的压力也很大，马上TD-LTE的东西我们也得做。

　　王静：要开始研发，团队要增加，200多个人绝对不够的。

　　聂能：我跟我们人力资源部说，今年达到300人，明年达到400人，后年达到500人，就按这个来做。

　　王静：的确是这样。

　　聂能：当然从企业本身，每个企业在一个大的框架下，还是既要有竞争，又要有合作，特别是系统厂商和终端厂商、芯片厂商之间的整个链条。芯片厂商和芯片厂商之间我觉得也不要做恶性的东西，大家还是要协调。

　　王静：共同把这个产业做好。

　　聂能：还是兄弟，像展讯，那个时候我们支持你，你这时候也不要杀我们。

　　王静：好。

　　聂能：他们市场做得比较好。

　　王静：他们有基础。好，谢谢聂董事长，我们今天谈的很多，也很有收获，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也会有收获，希望我们TD-SCDMA论坛能更好地为重邮信科服务，我们也希望重邮信科能够借TD作为起点，以后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把中国的TD真正做起来，实现你们十年来投入TD的一种回报，这也是既是有利于国家，也是有利于企业的一件事。谢谢。

　　聂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