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5年）因实行新盐法（即开中法）徽商遂腾飞于中国商场。清初顺、康、雍、乾已是黄金时代...　　

　　今天，我们踏入徽州，立刻就会被徽州独特的建筑、精美的雕刻、浓郁的乡土文化与人文景观所吸引：屯溪的老街、歙县的许国牌坊、祠堂及屯溪柏树街东里巷的明代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程
敏政所建的三幢“程氏住宅”；徽墨、徽砚、绘画、经学、医学、徽剧等，这是徽商创造的又一奇迹。先前史学家们在谈及徽商时，觉得他们身上有别于其他商帮的地方，是“左商右儒”，是说徽州人第一是经商，第二是考学。发家致富之后，他们普遍的做法是“左商右儒”，读书入仕变成他们又一个主攻目标。另外，徽商的可贵之处就是发迹之后，他们不是守财奴，不做金钱的奴录，嗜钱如命。他们很有发展眼光，兴师重教，将大笔钱财投向教育：建学院、盖会馆、请名师，不惜重金培养下一代。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 县、 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 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 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迁都临安（今 杭州）以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 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苏浙中心，南北交往要冲，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 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 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 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实，徽州人通常十二、三岁就要到城里当学徒。因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农民从事其他劳动，明代 《安徽地志》说：“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人做生意 一般都是小本经营，多数受佣于他人，并非“生而善买”，而是当时社会因素和徽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嘉庆《徽州府志》 就指出：徽人“善仪容，有口才”，“善识低昂，时取予，以 故买之所入视帝郡倍厚”。徽州人从“求衣食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朽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傅衣凌先生解释：所谓徽商，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从地域上看，这个地区属于贫瘠的山区，山多田少。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必须另谋他路。这种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

　 （一）

　　徽商发展在唐宋，辉煌在明清。

　　徽商为何能在中国数十个商帮中异军突起，又为何突然衰败，令人不可思议。这其中既有外在的原因，又有商业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首先我们看徽商是如何崛起的。徽商崛起东南，主要仰仗盐业。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根基。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非同小可。而早期的徽州商人主要经营“文房四宝”及茶叶、木材等，可谓与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这一点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愈高。”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再如黄莹、许秩、鲍鸣歧、闵世章等皆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之前皆系统地学习了经商理论，从古人经商成功的范例中汲取营养而显得底气十足。因而，徽商比其他商帮多了一个取胜的法宝，一把启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文化素质。汪绍铨先生在《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徽人往往以《货殖列传》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途冒险经营。明嘉靖年间，徽商许我秩就是读了《货殖列传》，不顾路途遥远，前往四川成都从事商业活动的。”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二）

　　徽州盐商称雄盐业数百年，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精明的徽州商人瞄准了商业利润最大的盐业，而盐业为国家所控制，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必须依附盐官及朝廷官吏甚至巴结皇帝。这种情感的投资，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帮的商人都要大得多。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来我往，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善于结交官府，“又善行媚权势”。盐政官员每年大笔的费用开支、起居饮食等其他消费皆是盐商提供。费用之大超出常人想象。徽商对朝廷的忠心耿耿，大多得到了朝廷的回报，有不少人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

　　徽州商人崛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团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两淮盐总鲍有恒就充分利用宗族优势，在资金投向方面经常召开宗族会议，以便决策将资金投向何处。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金陵当铺有五百家，福建当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当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遂逐步将异帮挤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