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天津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

    以往学界对19世纪下半叶近40年间天津口岸对外贸易的规模、地位及其对内地传统经济形态的影响等问题一直存在着认识误区，概认为在19世纪天津口岸不但在全国洋货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甚少，而且由于华北内地交通阻绝，外国商品难以从天津深入内地。本文利用当年天津海关税务司逐年编写的《海关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及英国驻天津领事历年上报的《领事商务报告》，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洋纱、洋布对天津的输入以及在华北内地运销情况的分析，来重新审视天津在开埠后的数十年间洋货进口贸易的规模、地位以及传统市场网络的作用。本文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天津口岸及其腹地是全国洋纱、洋布输入最多、销流最广的地区，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了原先土纱、土布的传统市场。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19世纪天津及其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以及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指出天津洋纱、洋布贸易的巨大发展是在天津传统商业、市场网络之下完成的，与外国商人的努力及新式交通运输体系无大关系。天津商人不仅在同外国商业体制的新“国际竞争”中战而胜之，甚至还将他们纳入到自己固有的商业、市场体系中去。
关键词：对外贸易、洋纱洋布、腹地、传统市场网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在19世纪下半叶的40年间，天津在全国洋货进口贸易中的地位如何？天津及其腹地的传统市场流通体系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19世纪末华北内地传统经济形态分解程度的估价，还直接关系到对明清以来国内传统市场流通体系的发育程度、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发动力等一系列热门话题。以往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看法多是否定的：19世纪天津口岸不但在全国洋货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甚少，而且由于华北内地交通阻绝，外国商品难以从天津深入内地。而从笔者得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上述看法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利用当年天津海关税务司逐年编写的《海关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后文简称《海关报告》）及英国驻天津领事历年上报的《领事商务报告》，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洋纱、洋布（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两宗货物的进口值约占全国洋货入口总值的30%）对天津的输入以及在华北内地运销情况的分析，来重新审视天津在开埠后的数十年间洋货进口贸易的规模、地位以及传统市场网络的作用，并希望以此纠正学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错误看法。

    一

    表1和表2为笔者根据《海关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反映了19世纪末天津口岸洋纱、洋布入口及比较情况。

    表1.天津洋纱入口及比较年份洋纱入口数量及其占全国入口总数的比重洋纱入口价值及其占本口洋货入口总数的比重担指数 % 海关两指数 %
1867~71平均 110 0.5 0.2 4610 0.9 0.04
1872~76平均 366 1.7 0.5 18440 3.5 0.2
1877~81平均 883 4.2 0.6 37311 7 0.4
1882~86平均 21033 100 7.3 534271 100 4.7
1887~91平均 81937 390 9.6 1707134 320 11
1892~95平均 131495 625 11.5 2911737 545 14
1896~99平均 228518 1086 11.6 4789413 896 15

    表2.     天津洋布入口及比较年份洋布入口数量及其占全国入口总数的比重洋布入口价值及其占本口洋货入口总值的比重匹指数 % 海关两指数 %
1861~64平均 796985 30 — 1837863 35 50
1865~69平均 1779531 66 23 4377975 83 44
1870~74平均 3273926 122 30 6154277 117 59
1875~79平均 2684433 100 25 5256263 100 57
1880~84平均 3252216 121 26 6165230 117 60
1885~89平均 4226519 157 27 8755282 167 63
1890~94平均 4224215 157 27 9723787 185 51
1895~99平均 5245239 195 32 14491973 276 47
     表1、表2数字来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1）Returns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61，1963；2）Reports on trade at treaty ports in China，1866-81；3）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a trade reports，1882-86；4）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87-1900，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Shanghai（以上各《海关报告》均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后文均简称：Trade Reports）。全国洋纱、洋布平均入口数字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P.197，P.200；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P.1368。1875年前的洋纱、洋布价值数字为当地两，是年及以后为海关两。

    从表1上看，天津进口洋纱要比南方沿海口岸晚二三十年。笔者查阅了天津开埠初期的《海关报告》及其贸易统计资料，发现1867年天津始有“棉线（cotton thread）”入口的记载，1872年的海关统计中，“棉纱（cotton yarn）”一项才在洋货入口表中首次出现。19世纪60至70年代，天津的洋纱入口数字经常与洋线混在一处，年平均入口量仅数百担；在天津全部洋货入口总值中，它们所占的比重不到1%。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天津的洋纱入口量成倍增长。到了90年代末，洋纱年平均入口量约20万担，比70年代末增长了近260倍。19世纪的后20年间天津洋纱年平均入口价值已占本口洋货入口总值的10%以上，天津洋纱年平均入口量约占全国洋纱入口总数的10%左右。
表2所示天津洋布输入的情况可能更超乎人们的意料，笔者希望以此来纠正以往的经济史统计资料给人们的误导。其实还有一些重要事实一直未被人们注意：早在19世纪60年代，天津的洋布入口量便超过上海和其它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位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重要的洋布输入和分散中心。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天津历年洋货进口总值中，洋布占了一多半；天津的洋布入口数量始终占全国洋布入口总数的1/4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一段时期里，天津的洋布入口价值竟是华南八口岸（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的2.5倍。
根据笔者的计算，19世纪90年代后期天津每年进口的近23万担洋纱约能取代20万个熟练手工纺纱业者的全年劳动，换句话说能充足供应天津腹地农村20万个熟练手工纺纱业者的全年生产需要；19世纪90年代后期天津每年进口的520余万匹洋布相当于近19万个熟练手工织布业者的全年生产量，可使当时直隶、山西省的3600万人口平均每人得到6码洋布，换言之可以让每个百姓做3件成人衣服。另据早些时候的统计，英属印度的外国棉市消费为每人每年6码左右。天津腹地的洋布消费比较接近印度这个已被英帝国经营近二百年，其原有手工纺织业已尽遭破坏的殖民地的水平。而那些号称富庶、交通便利的南方诸省则与之相悬甚远。笔者在其它场合曾指出，在19世纪末，洋纱已基本上占领了天津口岸附近省份的市场，当地传统土布业也因洋布的冲击而严重衰落。
可以说，在19世纪下半叶，天津及其腹地是全国洋纱、洋布输入最多、销流最广的地区。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了原先土纱、土布的传统市场。以往学者关于天津口岸洋布、洋货进口贸易比重极小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

    洋纱、洋布虽然是来自外国的机器工业制品，但天津的洋纱布贸易却完全控制在中国商人的手中。可以这样说，前节所述洋纱、洋布贸易的巨大发展是在天津传统商业、市场网络之下完成的，却与外国商人的努力及新式交通运输体系无大关系。
    1．天津商人的经营之道
根据天津开埠初期的《海关报告》及《领事商务报告》反映，天津输入的洋纱、洋布绝大部分是从上海转口而来，由外国洋布商人经营的从国外至天津的径直贸易所占份额较少。洋布转口贸易完全由中国商人所控制，他们采取在上海派驻代理人的方式经营洋布贸易。在上海直接购入商品能节省掉在天津的外国人代理店购买洋货时所必须的间接费用，从而使他们能以比外国竞争对手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货物。这些代理商们在上海手握白银，待价而沽。而上海的棉布商人为获得白银以购买丝、茶出口，便以赔钱的价格销售洋布。这样，天津商人把经营洋布转口贸易变成了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这又是他们在天津家门口依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和市场网络与外国商人及洋行体制激烈竞争而得来的。天津的海关税务司曾几次描述到：在天津口岸，中国商人使用各种商业手腕排挤外国商人，牢牢地控制着洋布贸易。每当市场上价格上涨，外国商人试图出售他们的货物时，中国商人便立即用低价出售库存的一小部分，压低市价。同时还以他们成功地建立起来的低价购入大量洋布。结果，外国商人尽管从欧洲直接把棉布运到天津，免去了须从上海转运的麻烦和费用，但还是得不到任何油水。
其实不仅洋纱、洋布贸易是如此，天津的大部分对外贸易也早早地控制在中国商人之手，竟未给外国商人染指的机会。请听听下面一段天津海关税务司在1865年发出的哀怨：“有着大宗交易量，而且是有利可图的贸易正逐步从外国人的手中转移到中国人的手里。现在是后者统治着市场，前者越来越受到其左右。外国商人和轮船主越来越变成中国贸易商人的代理人，变成他们的搬运工”。中国商人用传统而古老的商业和市场网络体系去经营大机器工业时代的代表性商品，并在同外国商业体制的新“国际竞争”中战而胜之，甚至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固有的商业、市场体系中去，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还极富有启示意义。所谓中国“传统的”商业、市场体系在进入近代社会之时已经发育到怎样的程度？它们以怎样的形式融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并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已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2．腹地传统市场网络
大量洋纱、洋布输入到天津口岸是肯定无疑的了。但有许多学者认为洋纱、洋布无法深入到内地去，原因是华北地区交通阻绝，远不如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天津背后的腹地有着稠密的人口、广阔的平原及良好的交通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有着发育成熟的腹地市场网络。没有这些条件，天津在19世纪成为国内重要的洋纱、洋布及其它外国商品的输入大港简直是不可能的。下面以洋布输入和运销为例，对天津腹地的市场网络进行分析。
洋布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输入当然不是始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之后。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断，至少在19世纪30-40年代就有山西商人从上海、广东等地贩运洋布进入华北内地，并在直隶正定（今石家庄北）的庙会市场（每年阴历3-4月间）上进行交易。笔者推测这些洋布极有可能是走海路经过天津，但未留片刻径由子牙河进入当地。据后来的人们回忆，在天津开埠之前，这种外国棉布的庙会交易持续进行了20年，人们还能说出当时洋布的种类是英国的鹰三旗牌、印度的高帽人头牌以及黄虎牌、红龙牌等老品牌。这时的洋布输入量虽然很小，还只是洋火、洋灯、南货等货物的伴随物，还只能在一年一度的庙会上才能出现，但它们的确是日后大规模洋布贸易的先行者。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天津才成为华北洋布、洋货的集散中心，其主要分散地区是山西省、直隶省、山东西部及河南北部，少部分到达陕西和蒙古地区。驻在天津的外国海关税务司很早就发现，直隶省内虽然有繁华的京城，但每年天津进口的洋货仅有1/5被该省消费。其余大多数则去往直隶西部及南部省份。当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休士（G. Hughes）对洋布、洋货的去向问题很感兴趣，他在1868年做了详细的调查：
“天津除了向直隶省供给外国进口货之外，还是下面这些城市的中转站——我尽量根据它们从天津获取供应量的大小排列如下：
         山西省               河南省                    山东省
        太谷县   潞安府       彰德府卫辉府            临清州   东昌府
        太原府   汾州府       怀庆府                    济南府
        平阳府   大同府
        蒲州府   朔平府
     有少量货物去往陕西省的西安府、同州府、兴安府。余者去往蒙古的西南部。”
由此可见，天津输入的大部分洋布和洋货已分散到广大的华北内地。天津周围的西部、南部地区水网交织，呈扇形展开。夏秋两季、河水盛涨，水路运输极为便利。根据天津海关税务司及英国驻津领事的长年追踪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可以判定洋布、洋货在内地商人的组织下按如下几条路线分散：
1）由大清河向西至琉璃河镇，然后沿琉璃河到北京附近地区。
2）由大清河一直向西到达保定、定兴、高碑店地区。
3）由子牙河往南，行至与滹沱河汇合处小范镇（今武强县），洋布运到此处又分成几路分散。其中一部分沿滹沱河、滏阳河进入直隶中部、南部各府县（冀州、顺德府等）；而更大的部分在小范由河船改装上大车去往山西方向。这些大车每辆载洋布20包（经重新包装，每包20匹布）向西到直晋二省接壤的获鹿县。在此处再次更换运载工具，由骡子、骆驼驮运洋布，沿二马不能并辔的井陉山路行40多英里到山西太谷县。这是山西省消费洋布、洋货的第一大去处。在太谷县，洋布又装上小骡车，每车载洋布5包，运往山西各府县。天津到太谷县约有450英里的路程，需时13天。由于沿途多次变换运输工具，道路崎岖，故运费较贵，每匹洋布约需0.4两银子。太谷县的洋布价格要比天津高17%。
4）由大运河南下，到山东西部、直隶南部各府。在临清溯卫河直到河南省北部地区。
由于全程都凭水路运输，运费大为省减。在天津开埠初期，人们便这样描述运河沿线洋货贸易的情景：“从天津到临清千里长的河道上布满了各种型号的本地船只。它们满载着外国货物和南方产品溯流而上。在临清，卫河与运河汇合，使这个城市与大名府及河南省联系起来。正是这样，深远的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也像山东省的内陆地区即济南府、东昌府一样得到货物供应。”
在上述河流上运送货物的民船各式各样。如对槽子、舿子、板摇等等。小者载重几吨，大者上百吨。每逢夏秋时节则千帆林立、穿梭不息，洋货仅靠船运便可到达天津腹地的许多地方。天津海关税务司在开埠之初就此评论到：“在中国，除去上海或许还有广州，没有任何一个口岸像天津这样有着同内地如此良好的水路交通。” 因此，我们切不可以今日天津周围水枯河干的情景来想象当年的状况。
此外有一部分洋货由骆驼运经通州去往张家口，在这些路线上尚未发现洋布的行踪；一小部分洋货或船载或畜驮运往北京及京东各府县。若用船运，从天津经北运河、白河（今潮白河）可去往香河、通州、北京等地，最远可行至200里以外的顺义县牛栏山。若用骡子运输，一般每匹骡子可载洋布34匹，日行百里。光绪12（1886）年修成的《遵化通志》记录了当时洋纱、洋布在其属县玉田、丰润等处的行迹。
如果说天津通往内地的水运便利条件一直没有被人注意的话，那么天津通往整个华北内地的沿途上极微小的内地税及其在洋货输入贸易中的作用更为很多人所忽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驻天津领事通过调查发现：洋布等洋货离开天津深入他所能打听到的极深远的内地（见前面海关税务司所述），沿途仅有一个关卡，征税为每匹洋布5文钱。根据笔者计算，这些征税仅占当年天津洋布平均价格的0.008-0.01%。至1872年，英国领事又详细调查了对洋布所征收的内地税的情况，见表3。

       表3.     洋布输入内地征税表              单位：银两/每匹

洋布种类在口岸的平均价格（包括入口税）     征收“大关”        征收厘金       内地税合计
数额税率
（%）数额税率
（%）数额税率
（%）
扣布 1.58 0.02 1.26 0.0116 0.73 0.0316 2
本色市布 1.80 0.04 2.2 0.0145 0.8 0.0545 3

        表3数字来源：Commercial Reports, 1872，Tientsin，B.P.P., Vol. 10, P.418。

    所谓“大关”是指所有离开天津输入内地的货物所要交的内地税，一般为进口税的一半。从表3可看出，由天津输入内地的普通洋布所交纳的所有内地税与南方口岸实行的子口半税相差不多。上述这些内地税都在天津征收。这位领事据可靠消息了解到：洋布商人纳税后便可凭着执照（付150文钱）通行直隶和北方各地而不再受阻碍。正因如此，保护洋货输入内地的子口半税制度在天津从未实行。同样的情景从当年烟台海关税务司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从烟台到山东西部内地沿途上千里没有一个厘金税卡。 19世纪下半叶的南方省份正与华北相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厘金制度在南方普遍实行。商人贩货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厘金税率虽言值百抽一，但大多征税2-5%以上。高者甚至达到10-50%以上。 1874年顷，厦门的洋市布、花洋布运到50英里远的泉州，每匹要纳厘金1.6两银子，为法定进口税率的1倍。粗斜纹布所纳厘金为进口税的3倍。凭有子口税单的洋货亦经常受到心存敌意的税吏的麻烦，而货物一旦转手便失去任何保护了。
由于天津的北方腹地征税极少，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大量洋布、洋货畅行无阻地涌入深远内地。在天津所有的腹地中，路途最遥远，交通最不便的山西省一直是天津进口洋布的最大买主。每年都要有300多个商人来天津购买洋布到山西。可见山西及深远内地洋布贸易的繁盛，亦可见内地征税的轻重多寡和交通运输的远近便利对于外国商品向中国内地输入都同样重要。因此，下面的事实就不那么奇怪了：从天津到太原需要走500多英里（约1600华里）的艰难路程，那里的本色市布（国内销量最大的一种洋布）的平均价格仅比距上海不到80英里远的苏州普遍流行的价格贵极少一点。
至于那些水路运输便利的地区，洋布的价格会更低廉、销流愈广。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交界的运河两岸地区，洋布、洋货更是长驱直入。
提到天津腹地传统市场网络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能不涉及为内地商人服务的栈房（行栈）系统。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略作介绍。按照近代流通概念，栈房行业应属于仓库业，是面向客商经营的一种仓库事业。但19世纪天津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却没有给在天津的近代外国仓库业带来什么机会，天津腹地的商人在经营洋货及洋布贸易时所依托的仍是天津原有的栈房系统。19世纪天津的栈房地缘结合的色彩极为浓厚，一般只接待同一府县及其他有特别信用关系之人留宿，兼营货物存放。当时在城北的针市街一带栈房密集，其中集义栈、晋义栈、德兴栈、易馨栈等栈房专为山西的洋布和杂货商人服务，盛兴栈则为山东、直隶洋布商人提供落脚之处。这些栈房对来自同乡的商人提供廉价栈租和其它特殊优惠条件，甚至只按成本收费。因此当时的外国人认为，在交通工具不完善的中国内地，各种货物的进出口贸易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实有赖栈房制度所赐。同时传统的栈房与商人之间注重信用和同乡情义，双方乐于（满足于）口头承诺等极为简单的习惯做法，也使外国人经营的仓库业发展受阻。

    19世纪下半叶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之见笼而统之。相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路交通，又有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还有稠密人口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腹地市场网络。这个由天津的进出口商人、内地商人、洋布庄和内地洋布店、栈房、票号以及水陆运输业者、城镇和农村的生产和消费者结成的关系网络不仅使天津在19世纪发展成为全国进口洋布、洋纱的头号大港，促成大量洋布、洋纱涌入华北的穷乡僻壤，而且有充分的资料表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30年代，以宝坻、高阳土布为代表的内地手工业产品也利用同样的市场•流通网络大举开拓，并在与外国输入品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近代港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地受到其腹地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19世纪的天津，传统的经济要素，特别是传统腹地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象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它的存在为这个城市准备了近代化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低估了天津传统腹地市场网络的作用的话，那么近代天津作为商业外贸中心的兴盛和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洋纱洋布、机械钟表还有欧几里得算法等等袭来之前，中国的传统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符合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潜在的近代因素为中国人做好了“良好”的准备，使他们可以适应近代世界。过去的、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近代化的消极障碍，未必不是促成向近代社会转化的积极力量。

　

来源：中国温州商会网责任编辑：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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