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教授新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探求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力作。诚如著者所说，这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所谓韦伯式的问题，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实际上是指两个韦伯式命题：一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相关论著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所作的考察和结论。韦伯注意到新教的崛起与北欧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一致的，他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劳动天职观与禁欲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一场习性学方面的革命，给工人和企业家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最终带来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说，韦伯的第一个命题是成立的。当韦伯用他的命题去叩问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宗教时，便产生了令中国学者最感兴趣的第二个韦伯式命题：韦伯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西方新教伦理式的文化动因，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成为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尽管韦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解读存在着偏差和谬误，但韦伯命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引发了更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的深层思考。马敏教授的新著正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学家提供的答卷。一方面，他将前此学者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他在弥补研究空白之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马敏教授从韦伯式问题与近代商人精神的角度切入议题，表明他的研究是对第二个韦伯命题进行正面回应。在这里，基本的问题是：以经济伦理为核心的近代商人精神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中，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关系构成了阐释问题的焦点。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代实业与近代资本主义是同一概念。但这是一个模糊概念。确切地讲，近代中国真正具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近代实业，主要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它包括两个层面或类型：一为洋务工业，一为民族工业。这两个层面或类型又因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模式而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马敏教授之所以选择近代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看来是因为近代商人在近代中国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出身各异但成长迅猛，19世纪末其核心人物约有二百人左右，到民国初期已经发展成为约有五万余人的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集团；他们不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开启者，但却是创办近代实业的有生力量；他们与清朝政府尤其是洋务大吏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主张；他们具有爱国御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在资金、市场等方面对西方列强流露出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关切民瘼，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民众；他们意识到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但又甘于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缓冲地带立足、挣扎、发展。马敏考察了近代商人观念变迁的历史起点，对晚清重商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剖析近代中国商人的二重心理结构，探讨绅商名辨与谐应的社会观念变迁，梳理近代中国商人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马敏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主要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观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但其内涵远较二者更为复杂，既包括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经济伦理精神、法律精神、企业精神，也包括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重商主义精神等等，而且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

　　在宏观研究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同时，马敏教授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张謇、经元善、穆藕初这些近代儒商的经营理念进行了清厘，给人以纵横捭阖、写意与工笔两相协济的阅读美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禀承章开沅先生对张謇的开创性研究，马敏教授又有新的开拓。他分析了张謇的士商气质，并将其与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进行比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堪称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有关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及其实践，则是马敏教授的拓荒之举。他将国际博览会（旧译“万国赛会”）置于近代化的历史话语中予以解说，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博览事业予以勾勒，从而在一个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角色进行了准确的定位。不惟如此，对国际博览会的发掘工作，将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这一课题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将推动近代史研究向纵深拓展。

　　回顾近50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最有资格回应韦伯式问题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在数以百计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问题的论著中，对韦伯式问题基本没有顾及，只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作用？其他学者如杜维明、金耀基等人对韦伯式问题的正面回应，是近十余年的事情，而且是因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引发。不仅明清史学界缺乏有效的回应，而且近代史学界也声音微弱，只有杜恂诚等少数学者有所阐释。在这个意义上，马敏的新著显示了中国学者寻求与西方学术界积极对话的理念，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当然，马敏的新著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回应韦伯式问题的终结，尚有许多新的课题，诸如：近代中国商人如何调适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中国近代经济伦理的内涵有哪些，以及它们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如何？仍需要我们作出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