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转身的民间标本

　　“春节怎么过?”
　　“没什么特别,回老家全家团圆。”
　　“这一年能代表你事业的主题词是什么?”
　　“喝茶。”
　　喝茶?做出这个奇怪回答的人叫做华晔宇,浙商创投集团的行政总裁。空闲时他喜欢看书、喝茶。春节时,他少不了和家乡的老朋友一起喝茶,但是心情已经不同。小小的茶杯容纳了他一年的情绪变化。
　　之前,老朋友在一块喝茶,谁都不会主动问他创投行业的情况。和做实业的朋友相比,朋友看他的眼光甚至有点“怪异”。但前不久一个熟悉的朋友要请他喝茶,却带了一帮朋友来了解他所做的事业。
　　2009年,像这样主动找上门“喝茶”的情况多起来。这是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两年多来的新景象。
　　喝茶的朋友对他大发感叹:“你的创投生意不得了了!”
　　“火了。”华晔宇也承认。
　　过去的一年,以浙商圈子为募集对象的浙商创投新筹备了3支基金,投资了9个项目。华晔宇对《中国周刊》描述这一年最大的感受:“意外惊喜。”

　　彼时的“时尚”产业

　　创投行业是有钱人的生意,简单说来就是寻找有高成长价值的项目投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退出获得回报。
　　2007年11月底成立的浙商创投股份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股权投资的民营企业。其原始股东汇集了喜临门集团、传化集团、滨江集团等一批着名的浙商企业。
　　起初,这只是两个不安分的浙商“富二代”的想法。出身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华晔宇毕业后在当地的媒体工作,而后在陈越孟、他的隔壁系(中文专业)学长的撺掇下自立门户,共同运营一本经济类的刊物。陈越孟投资,华晔宇管理。借助这个平台他们了解到很多企业有融资的需求,同时很多企业家也有转型的需要。
　　办创投公司的想法一直时隐时现,不过当时在国内,本土私募公司还属于新鲜事物,他们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直到2007年9月的一个饭局。席间,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感叹,传统行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积累的资金不知道投向哪个领域。而身边的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竟然也和他们的想法一致:将来,创投产业将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业。
　　这顿饭吃完,他们的决心也坚定下来。陈越孟和华晔宇一商量,决定再拉一个朋友共举大事,于是,第三个发起人徐汉杰出现了。
　　和一般的浙商创业不同,这三个发起人都可称得上“富二代”。陈越孟的家族企业最大,其父创建的惠康集团以小家电和中央空调为主业。华晔宇的父亲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徐汉杰的父亲则开着一家皮革服装生产加工公司。
　　彼时,陈越孟担任惠康集团执行总裁,华晔宇担任那本杂志的高层,徐汉杰是金融创投领域的职业选手。三人早就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心生疑窦。陈越孟曾说:“父亲那一代,是靠吃苦耐劳发展起来的,他们更多的是考虑生存的问题,考虑如何过得更好,那或许是最初的动力和想法。而到了我这一代,已经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考虑的就应当是在浙商精神的基础上,超越传统浙商的范畴。”
　　成立创业投资基金的想法得到浙江省民营企业协会和省工商局的支持,手续两个月办理下来。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陈越孟奔走、游说了诸多民营企业,其中包括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和喜临门集团董事长陈阿裕。
　　两个月后,浙商创投公司以本土私募股权公司的形式诞生。
　　陈越孟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与项目投资实践经验,出任浙商创投管理公司董事长;华晔宇具有多年新闻媒体和政府经济部门工作经验,任董事局秘书和浙商创投管理公司行政总裁;曾在多家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的徐汉杰是公司风险合伙人,擅长资本运作及海外风险投资的对接。他们还请了西方的两个投行机构作为业务伙伴,同时也可以从“洋先生”那里学习专业的项目评判技能。
　　从企业结构开始,这几个“富二代”就改变了家族企业的模式,以合伙的形式招徕伙伴,请来股东,探索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同时背离了父辈的传统实业道路,“有钱后想着怎么更有效率地花钱,怎么投资。”
　　不过,在2007年,当华晔宇以新身份出现在同学和以往的同事面前时,他感到一种异样的眼光。“说我做的是一件时尚的事业。”华晔宇知道,他们所说的“时尚”,其潜台词可能是“前卫但不主流”。
　　听到这样的评价,他有些无奈。

　　突然成为主流

　　2008年上半年,浙商创投开始募集旗下第一支私募基金海鹏基金,当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专业团队在台上路演,台下的浙商一脸茫然,几个小时都在给他们解释一些相同的“幼稚问题”。创投机构内部称为“给浙商启蒙”。
　　最后,点头愿意出资的浙商并不踊跃。这让团队成员有点郁闷。
　　“这和浙商的习惯有关。”一个浙商告诉《中国周刊》,老一辈浙商喜欢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的产业。自己不懂、不能自己管理,是他们最大的忌讳,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对于参与创投持观望状态。
　　而那些很干脆募集资金的,华晔宇透露,“还是因为相信我们本人,不一定理解这个产业。”
　　当金融危机袭来时,浙商的外贸出口型企业首先受到重创,本土创投发展也蒙上了阴影。其实,华晔宇认为,这是一次看清项目的好机会,“就像退潮后一眼看出谁在裸泳”,适合投资。不过浙商们钱袋缩水,也不知道金融危机会深化到何种程度,更是捂紧了钱袋。
　　到2009年上半年,浙商创投的第二支基金——钱江基金募集时,华晔宇感觉跟客户沟通轻松很多。“很多投资知识和流程都已经普及了。”但是仍有不少浙商犹豫,无法判断金融危机将会延续到什么阶段。浙商创投仍然奉行上门拜访“强者”、约访一般性客户的原则,找钱还是不容易。
　　不过,具有转折性的变化很快发生了。
　　2009年6月,暂停8个月的主板IPO重启,32家拟上市公司携超过143亿股拟发行股本站上起跑线。7月26日,资本市场又一次狂欢。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终于迎来了首日开闸的历史性时刻。据资料显示,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背后是20家风险投资公司,它们在这些公司上市前一共投入了6.89亿元的资金,赢得了平均5.76倍的回报。
　　这里面蕴藏了极大的项目资源和可想象的利润空间,刺激了本土创投行业的神经。资本在这个行业明显捕捉到了猎物的味道。创投公司一时之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谈。
　　专业人士因此将2009年称作本土创投行业的“创投元年”。浙商研究会副会长胡宏伟公开表示,目前浙江的本土创投公司有几百家,涉及的融资在几百亿元左右。还有一组更为大胆的数字来自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仅温商资本就有1500亿元进入创投行业,涉及300多家创投机构。
　　于是,华晔宇不知不觉中变得“主流”了。一次参加一个企业家联合会,坐在华晔宇旁边的一个企业家在会议间歇跟他交谈了一些彼此的事业,然后说“过两天我去看你”。果然,过了几天,这位企业家就找上门来。华晔宇笑到,哪里是看我,分明是来看公司的,“他想投资。”
　　接着,慈溪老家的人来了,当地银行界的朋友带着企业家一起来考察。还有一天,一下子来了几个温州商人,和陈越孟、华晔宇他们聊了两个小时,然后一起吃了个工作午餐。两个礼拜后,几人凑了一亿元送过来。
　　甚至有一天,一个2009年下半年才成立的本土创投公司找上门来希望整体“移交”。这个公司的老板主业在传统领域,不懂创投公司,也没有专业团队来运作,成立以后才意识到并不简单。于是,希望浙商创投托管资产进行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本中还有不少“退”回来的资金。有因海外市场不景气回到国内的浙商资本,有山西煤老板的资金,也有从房地产市场退出来的热钱。一个浙商对华晔宇感叹,“现在房价让我心慌,不如把资金从房地产行业抽出来做创投。”
　　一个浙商对《中国周刊》表示,2009年中国民间私募基金火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市场环境和政策影响,浙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性企业都需要转型或者退出,相当多的资本游离着寻找方向。通过投资上市公司,然后退出,这样的方式“既安全又收益高”。
　　由于有投资兴趣的浙商非常多,而且他们“一掷千金”, 2009年浙商创投发展了一种新模式——“跟投基金”。这个基金的门槛比较高,针对单个商人,一次性出资1000万元以上。通常情况下,基金的单个项目投资额度不能超过基金总额的20%,如果投资某个项目的额度超出了这个比例,单个的基金不能一口吃下,跟投基金就能随时把钱补上,跟着投资。
　　华晔宇透露,浙商创投旗下还有几支基金快要推出,其中一个是低碳基金,目前“都不缺钱”。
　　本土私募基金出现全面繁荣态势展现。赛伯乐投资总裁陈斌在论坛上展示了一组数据:2009年的前11个月,全国总计有90个基金,其中90%都是民营创投,且都是人民币基金。创投行业已经成为浙商资本主流的产业。

　　竞争和隐忧

　　高能资本有限公司北京公司首席运营官邢嵩对《中国周刊》印证,2009年和许多浙商机构与代表合作,主要集中在创投领域。追溯今年成立的国内很多大型基金的投资人,最后看到的很多是浙商。
　　汇丰直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中国区首席代表梁英杰对《中国周刊》说,虽然汇丰目前没有募集人民币基金的计划,不去江浙一代募资,但是他感觉到“中心”的南移。“从前去北京论坛接触到比较多的有趣的项目,创投企业都去北京参加会议找项目。但是后来会议在广东、上海、长三角举行,这些地方项目更多些,对项目需求更大。我们认为不一定只能在北京才能接触到我们认为好的项目了。”
　　不过,对于这种势头,浙江华睿投资董事长宗佩民也发出了公开警告,他认为目前浙江创投机构的数量已经超过有效项目,能够在市场持续生存的机构将浓缩在10家之内,在繁荣的背后将是残酷的优胜劣汰。
　　随之而来的体现便是行业内部对项目的争夺。
　　“现在手头钱非常多,担心项目资源。”和很多私募基金一样,浙商创投往全国各地派出了专业团队找项目。2009年,浙商创投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在成都设立了一个代表处,2010年计划在深圳也驻扎一个团队找项目,而北京公司也要增加人手。
　　本土创投公司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一些非常的“竞争”手段也暴露出来。2009年下半年,当浙商创投和一个企业接触得差不多时,另一个私募机构跳出来“摘果子”。这个公司没有专业的团队,惯常的手段就是,多方打听项目的消息,等双方谈好价格时,它再以高于当前标准的价格接触项目方。
　　“项目合作方都喜欢更高的价格。”华晔宇说,“某种意义上,项目资源决定着创投公司的成败。很多都瞄着创业板。”
　　在这场本土私募的激烈竞争中,外资基金显得有些冷。
　　据统计,2009年第三季度70%的项目、53%的资金是由人民币基金投资的,全面超越美元基金。而在2006年之前,80% 以上的项目都是外资基金投资的。
　　以汇丰直接投资公司为例,梁英杰认为,他们和本土人民币私募基金之间的竞争不会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很多人民币基金投资的项目投资规模小,我们投资的最低规模为1000万美元。”他警告说,2009年出现了很多为创业板“量身定做”的私募基金。就是瞄准那些进入证监会流程的公司,预期十个月内能够上市,然后退出。“不要光比速度,要比眼光。是否真有那么多家企业能够上市?当前的高估值对上游的投资方来说是否合算?”
　　很多业内人士担心民间资本对于创投的热情过度,因为不少浙商对创投的理解还停留在融资阶段。一个同样来自浙江的资产管理公司老板说,“浙江现在的创投状况让我有点慌。”
　　华晔宇眼前担心的是,当前市场上的估值太高,投资成本压力太大。越来越多的项目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不过,他不担心“生死”的界限,浙商创投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经进入浙江创投行业的第一方阵,规模将超过二十亿元,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全国创投行业的第一梯队。
　　华晔宇坦言,这一年来收获很大,公司进步很多,虽然还没有分红,但前景很好。“其实挣多挣少已经不影响我的生活水准,接下来肯定会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因为心情不错。”

来源：中国周刊责任编辑：冯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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