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温州乡镇经济模式的简称，是温州成功解决“三农”问题做法的概括。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自发产生的温州模式孕育出了二十一世纪初被称为“草根浙商”的浙江工商业群体，其生命力与活力有目共睹，为浙江省由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农业省份变为今日繁荣昌盛的经济大省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推动乡土浙江迈进城市浙江的强大动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南模式的式微，现在推动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引进的外资，比如苏州就显得尤为明显。虽然，现在还不是给浙江、江苏的未来发展谁强谁弱下定论的时候，但浙江省因温州模式而引起的突变及由此而来的大发展，却是值得人们十分关注的。
费孝通在归纳温州模式时，强调“以商带工”，强调“小商品，大市场”。在解释温州人为什么会从经商入手，费孝通考察了温州历史，认为是温州人均只有半亩土地，人们只能外逃内逃，到国内外找饭吃，手段是靠一技之长打工、做小买卖。这种历史在20世纪八十年代政策改变了，温州人的老祖宗传给儿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重庆出版社，1988年，P6~7），于是产生了温州乡镇经济模式，也即温州模式。
费孝通调查研究苏南、苏北、温州后，对温州模式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这种发展模式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已独特的历史条件”（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P8）。十多年来，到温州学习温州模式的全国各省市有很多很多，有的甚至来过多次，但真正学习借鉴成功的却找不出一个。实际上，同在一片改革开放蓝天下的四川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特别是四川自贡和江苏扬州都曾是盐商的聚集之地，都有私人资本积累的机会和大量的能工巧匠，也都有农民外出走四方打工、做小生意谋生，为什么却不能诞生温州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实证了费孝通关于温州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之说。但今日浙江的发展，绍兴的崛起，浙江省“草根浙商”群体的出现，说明温州模式又具有可复制性。费孝通关于温州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之说却不能解释绍兴的崛起，“草根浙商”群体的出现，今日浙江的新发展、大发展现象。
引发温州模式诞生的事件是温州桥头钮扣市场（即钮扣这个小商品和全国钮扣交易大市场）的自发出现。温州桥头钮扣市场的成功示范作用和温州人敢以一技之长走天下打工、做小买卖形成的原始资本积累，再加上有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商本领等条件一结合，便产生了温州模式。费孝通和罗涵先二人如是说。其实，中国南方历史上有很多乡镇都有交易市场，尽管不是以交易工业品为对象，交易范围没有扩大到全国的商家，都没能自发地产生温州模式。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1988年以来，全国各地学习温州模式后，也建设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工业品交易市场，如绍兴那样真正成功地复制出温州模式的地区还难得一见。难道绍兴及所在的浙江省会是一个例外吗？虽说温州模式难以复制，但绍兴的成功、“草根浙商”群体的出现，或许说明温州模式背后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人们认识？
温州模式产生的最重要事件是温州桥头钮扣市场的兴起。为什么桥头钮扣市场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不是如张五常认为只要有了私有产权制度，就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张五常，《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P91~95）呢？虽然，张五常因为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的“实证”（张五常，《卖桔者言》，P19）。但是，为什么中国有悠久历史在鱼塘养鱼的私产制度，没使中国延续并发展唐、宋间的富庶至今，反而经济繁荣现在还在赶超欧美呢？也就是说，温州乡土社会自发产生温州模式，仅有私产是不够的。
现在可以这样小结一下，在乡土中国，仅有从草根里生出的私产是不能够一定引发温州模式的；仅有商品交易市场也是不能够一定引发温州模式的；私产和商品交易市场的结合也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温州模式的。这进一步说明产生温州模式的背后，可能的确还另隐藏得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温州历史上虽然有很多人因人多地少外出打工、经商的传统，但是无法否认温州传统上主要还是一个以农业为生的地方，具有费孝通所谓的温州从基层看，其社会是乡土性的特征。
乡土社会社区的原始状态是血缘和地缘的合一，而血缘和地缘的分离在中国乡土社会社区的分离却是相当的困难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P72~74）。费孝通进一步谈到：“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因为血缘社会发生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在家门口只能是通过馈赠方式来进行，要想钱货两清，就要到乡土社会社区专门作贸易的街集，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才能进行（费孝通，《乡土中国》，P76~77）。馈赠的交易方式，不能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资金的快速流动，只是人情欠来欠去的积累，会带来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慢并以馈赠别人的方式散去，资金不仅不能快速流动反而是以人欠的方式沉淀下去，这是商业的大敌。“无情”的钱货两清交易方式，却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资金的快速流动，是有利于商业的。由于中国乡土社会实质上是血缘结合的，“无情”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只能仅仅是馈赠方式的一个补充，因而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就不能够存在了。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费孝通，《乡土中国》，P77）。由于乡土中国的街集商业交易的“无情”钱货两清交易方式，始终仅仅是乡土社区主要交易方式——馈赠方式的一个补充，因而乡土社区产生不了地缘社会关系，乡土社区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地缘社会关系，从而乡土社区就不可能形成商品社会要求的契约社会基础。于是，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温州模式因桥头钮扣市场的出现而产生，是因为桥头钮扣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发展出了地缘社会关系，又由于桥头钮扣市场持续的时间足够长，让地缘社会关系在温州扎下了根，从而产生了契约社会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下与陌生人持续的商业交易，提供了契约社会的基础。有了契约社会的基础，私有产权的交易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即当交易在和远隔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进行时，如果交易双方有一方违约，由于有契约在先，就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违约问题。于是交易的距离就可以顺畅地扩大了，交易的数量和金额也就可以成百上千倍地扩大，以商带工才有现实的基础，这有温州桥头钮扣（小商品），钮扣大市场（全国性的）的发展过程作为实证。张五常所谓中国有悠久历史在鱼塘养鱼这种私产制度的施行，事实上并没能在乡土社会中发展出地缘社会关系，契约社会因没有地缘而无法存在，商业也就无法持续和扩展，所以就不能使中国在唐、宋间的富庶最有效地延续至今，这也许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吧？于是，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乡土中国社会的地产上实行私产制度，不会必然产生商业社会，从而使经济持续地繁荣下去。除非在乡土中国的地产上实行私产制度能够必然产生地缘，进而产生契约社会，否则由此产生的交易就仅仅局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乡土社区，而且不能长期持续存在，并且无法向另外的血缘乡土社区扩展，从而不能最终导致在乡土中国建立起商业社会。就这一点来说，的确是要赶超欧美后，才有可能出现鱼塘养鱼这种私产制度使中国在唐、宋间的富庶最有效地延缓至今成立。
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桥头钮扣市场的独特作用。因为钮扣制作特别简单、市场又足够的大，当时品种又是那样的少，很容易被头脑中装着工业就是大机器、大烟囱的人们忽略，这对于走投无路的温州人来说，无疑是天赐的良机。正是这一天赐的良机，改变了温州的面貌，也让后人看见了由此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商业社会必不可少的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随着温州模式的不断发展，温州乡土社会的血缘让位于地缘，因为人们从桥头钮扣市场足够长时间成功存在的现实中，学会了生存与发展的方式，结果就进一步壮大了“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这对人均只有半亩地的温州人的生存与发展意义太重大了，怎么估计都不过份。
尽管温州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温州曾以皮鞋等假冒伪劣产品名噪全国；2003年之夏，浙江省有许多地方出现了“毒狗肉”、“毒咸鲞”等现象，但都不能抹杀温州模式的重大意义。相反，还进一步说明了地缘虽然开始成为主流，但血缘势力依然强大，地缘——契约社会的基础还不够坚实。由于浙江省坚定地施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正确富民政策，同时又不间断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引导人民往正道上走，才使浙江省的温州模式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就进一步使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更稳固了。这既说明稳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是多么的重要；又进一步印证了鱼塘养鱼这种私产制度使中国在唐、宋间的富庶最有效地延缓至今成立，还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富民社会环境，而这正是唐、宋间所欠缺的。
由于浙江是越文化之地，因而导致“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就十分容易在浙江和温州有血缘的其它乡土社区以实际的操作方式得以传开；又由于为了在全国、全世界开拓市场的需要，血缘又可成为“草根浙商”结成军团共拓市场的粘合剂。这时候地缘不再容易被血缘同化掉了。因为地缘能使大家致富，血缘却不能。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才能和陌生人做生意。在“草根浙商”还不太强，开拓市场的艰难时期，血缘社会通过馈赠方式发生的交易于“草根浙商”或许就是最好的生存支持。这就是温州人特别喜欢在各地建温州商城，浙江“草根浙商”群体联合拓展市场，以及浙江人现在乐于在经商所在地建浙江商会的一个可能的解释，还有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作为旁证。
至此，人们也许可以大概看出温州模式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乡土浙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变迁路径。这正是费孝通所谓的“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一个大转变”（费孝通，《乡土中国》，P77）。
据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浙江省从温州模式起家，于今日的“草根浙商”军团在全国、全世界经商办工业，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会出现爆炸性的大发展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人看到温州模式背后的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意义，复制出温州模式背后的这种社会变迁，或许就会发展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温州模式”，这对于从乡土社会迈进城市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国各地，可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输出农民工的省份，把浙江省作为重点输出地，让到浙江省打工的农民工不仅仅是赚了一点点打工钱，更重要地是去体验浙江省经济大发展背后的社会变迁，等他们回到家乡，带回契约社会基础——地缘，让地缘在本地生根发芽，生长出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温州模式”。可能这样做，于解决本地的“三农问题”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徐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