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里，这里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
以占全国的2.1％的国土面积、11％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2.5％的GDP、31.5％的财政收入，长年累计吸引外资占到全国总量的35％以上————这就是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然而，长三角地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经济总量上的贡献。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到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放开发带来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进展，到进入新世纪，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发展方式的转变，使长三角从制造中心向创新中心、服务中心迈进，从而更加有力地带动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发展，长三角的发展经验，在路径和制度创新上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
上世纪整个80年代，人们关注长三角的焦点集中在“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其实，正是江浙企业和上海企业之间以“星期天工程师”为载体的合作，形成了上海和江浙水平分工的格局，为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人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上海，而是在它两侧的温州和苏南。
1979年12月的一天，19岁的章华妹填写了一份申请表，递交给温州市工商局。一年后的12月11日，章华妹拿到了“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之一。
1981年的温州，只有172家合法企业，人口有整整650万。在一个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的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而在温州农村，民营经济的力量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一个在乡间做家庭工业的老太太，一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当时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70元。
于是，越来越多的“章华妹”冒了出来，今天在业内赫赫有名的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等温州企业家，都是当时“敢为人先”的个体户。
从温州到台州、义乌、绍兴……这些无所畏惧的探路者很快形成了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商品市场群体，进而形成了超强的消费能力。民营经济活力十足的“温州模式”也成为浙江省当时经济发展最大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上海北侧的苏南地区，正在探索一条与“温州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这一地区，乡镇企业依靠其公有制性质、比国有企业相对灵活的运行体制以及“船小好掉头”等优势，迅速成为全国最先进的企业模式，这就是“苏南模式”。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从个体户起家的“温州模式”，还是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都开始走上股份制的道路，两种模式的分野开始显得模糊，而优势却更为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其发展都离不开上海的支持，最典型的当属“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当时，江浙地区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到上海的科研机构和国营企业寻找技术支援，许多技术人员就利用周日“业余时间”到江浙企业打工、给予技术援助，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星期天工程师”。
在当时情况下，谁拥有了“星期天工程师”，就意味着拥有了技术、拥有了产品、拥有了市场。难以想象，离开了“星期天工程师”这一“第一生产力”，江浙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能够顺利提档升级。
后来，许多专家把“星期天工程师”称为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最先突破行政区划界限自由流动的先导，“正是这一阶段企业之间的合作所形成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确立了上海和江浙之间产业的水平分工，并初步奠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说。
而在行政层面，1982年成立的上海经济区，成为长三角经济圈概念最早的雏形，当初探索的一些行政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也为后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条件。
浦东开发的重要作用
“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浦东开发带来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不仅加快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且使长三角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使人们对长三角关注的中心重归上海。
1990年的浦东，还是一片广袤的农村和菜地。那个时候，上海就是浦西。在上海市民看来，黄浦江一江相隔两重天，“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现在，外滩对岸，陆家嘴高楼林立，成为全世界建筑师们空间实验的竞赛场。1994年10月，塔高468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建成；1999年初，421米的金茂大厦启用；2008年7月，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正式开放；而就在11月29日，一座名为“上海中心”的大楼正式动工。632米，这是浦东的新高度。
这一次又一次高度的跳跃，正是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发展与成长的有力见证。1990年，浦东的GDP为60亿元，2007年，这一数据达到2751亿元，增长40多倍，年均增幅18.1％，占上海市经济总量比重由约1/12上升至近1/4。
这些数据，远不能说明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浦东开发开放最根本的意义，是使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最重要的中心城市，重新回到对外开放的前沿，融入世界服务全国。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工业城市，对周边缺乏一个大城市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上海市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戴晓波说。浦东开发之后，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众多金融交易平台的出现，让上海的城市功能陡然转型，辐射作用明显增强。
这种转型，正是中央做出浦东开发这一重大决策时所期望发生的。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说：“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
开放的上海散发独特的魅力。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美国《财富》杂志第一次把它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举办，300多名跨国公司高管齐聚上海。媒体评论说，此次年会成功举办，“意味着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在年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速度骤然加快。截至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累计达223家，投资性公司达178家。
“上海已经从适应性调整转变成战略性转型。”上海市社科院城市化发展中心主任郁鸿胜说。这种转型体现在中央对上海的定位上，就是要求上海发挥好“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作用。
纵深推进经济一体化
随着一座座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特征愈加明显。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开始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了重大进展。
2008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长三角两座世界级的大桥————浙江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和江苏的苏通大桥建成通车。
有了苏通大桥，江苏南通到上海的车程从原先的三四个小时，缩短至1个半小时；浙江宁波到上海的距离，也因杭州湾大桥的建成缩短120公里，跻身上海两小时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大桥时代”。沪崇苏隧桥工程、连接舟山的金塘跨海大桥与西堠门大桥，跨越钱塘江的杭州江东大桥，横跨杭州湾的嘉绍跨江通道，沟通大江南北的泰州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四桥……随着这些工程的完成，江河湖海将不再是阻隔苏浙沪两省一市经济和人员往来的“天堑”。
显然，这些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让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特征愈加明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其辐射半径也因为大桥的建成而得以延伸，长三角的区域随之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长三角开始在形成一个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的体制机制创新上有了重大进展。可以视作标志性事件的是，2008年我国第一个跨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要求长三角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这意味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再次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一体化一直在向纵深推进。在市场层面，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不断深化，开始形成地区间产业分工的新格局；在组织制度层面，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也更加突出————从16个城市参加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到两省一市领导人联席会议，再到各个专题会议，政府间已经形成比较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
纵深推进一体化，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速建成创新型区域……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蕴含了丰富的转型发展思路，这种转型要求改变原有的城市竞争方式，切实探索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2020年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什么样的区域呢？第一句话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第二句话是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第三句话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