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争论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对于温州个体和家庭经济，一直有人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歪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温州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即使在温州当地，围绕着是否允许家庭和个体及股份经济，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一些支持发展家庭经济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穿连裆裤”，而被撤职或被开除党籍。

　　对于温州经济最大的一次打击是在1982年。这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省委工作组来到了乐清。工作组认为乐清县委、县政府在经济领导工作上出了重大偏差，并决定抓捕人称“八大王”的8个个体户，当时除“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外，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被判7年有期徒刑。当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比1981年下降53.8％，温州全市工业总产值则比1981年仅增长2.5％。温州陷入万马齐喑、工业停滞增长的局面。“八大王”阴影挥之不去。

　　1984年春，温州市委在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给“八大王”平反，强调要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温州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和能人交朋友，共商加速发展经济的办法。

　　中国高层的一些智囊机构和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安排剩余劳动力。1983年1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小强和白南生对于温州的调查报告《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报告指出，温州农村的一些做法，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新情况和新鲜经验”。

　　198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带领省级有关部门人员，用半个多月时间，到温州的乐清、永嘉、瑞安、平阳、苍南等县，实地考察了一些家庭工厂和专业商品市场。王芳高度评价了温州自1978年以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总的说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促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

　　温州模式终于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

　　主要论敌是支持者头脑中的传统思想

　　伴随温州模式的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展开姓资姓社争论的高峰。争论总体比较温和。

　　然而，透过那些支持者一边倒式的文章，不难发现其中暗潮汹涌。我们从一些学者满腔热情支持温州的论文中，看到了他们头脑深处传统理论的深深禁锢。

　　表现虽好，成分可疑。温州瑞安人金宪宽认为，私营经济已跃居温州农村经济主体，已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不能相容。

　　针对当时多数论文对于温州模式“一边倒”的状况，金宪宽善意提醒，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偶然性，“公有经济在比重上重新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应切实考虑到公有制在全国占居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

　　仍属补充，方向正确。1986年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个有10位学者的调查组深入温州调研。其长篇调研报告把个体私营经济当作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出了温州模式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判断。这一判断的逻辑起点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

　　虽然“补充论”是就全国而言，但在温州当地却是站不住脚的。1986年，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是温州农村经济的主体。“补充论”也没有深刻预见到个体私营经济强大的发展活力。当然，补充论也许是学者们的一种权宜之计——先把反对派的嘴堵起来，尽管这一目的事实上并没有达到。

　　限制雇工，引导联合。1986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支同样有10位学者的调查组，在温州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题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温州模式”考察报告》。

　　上海媒体和学术界向来积极支持浙江改革开放，报告也不例外。然而，报告作者也忧心忡忡地说，温州出现了家庭工业向雇工众多的经营大户发展的势头，这“是一个不能不予以重视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堵”的药方，就是“引导家庭工业向经济联合体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和指导，包括限制雇工人数”。不过，他们的头脑还算冷静，对于他们自己提出的所谓联合体，强调要尊重自愿互利的原则，切不可有半点强制和勉强，更不可搞什么“运动”。

　　加强引导，促进规范。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任何经济现象总是需要引导和规范的，然而多数人是用传统理论、传统计划经济的要求，来提出引导规范的问题，这其实违反了温州模式的内在要求。

　　马洪发表于1985年的一篇文章，建议合并县工业局和工商局，组成乡镇经委。文章认为，这么做，一则是针对个体户、家庭经营业、万元户的情况，加强管理，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二则是把供销员等各类人才组织起来，作为乡镇经委组织生产、流通的力量。先不说如何管理各类个体户，而那种把分散于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供销员组织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度集体偏好的乌托邦思路。中国改革至今，还没有把各类供销员组织起来的成功做法。

　　温州模式争论的深层思索

　　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改方案在第十一条增加了“允许私营经济”的规定。这就在宪政层面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姓资姓社仍是一个焦点，尽管影响已越来越弱。

　　这一场温州模式的争论带给我们两点思考：

　　——正确对待解放思想中的反复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浙江以姓资姓社争论为主线的思想解放进程，再一次出现重大反复。这一状况累及当年全省工业生产总值仅增长6.9％，比上年大幅回落17.5个百分点，199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8.6％，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低增长率。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台经济则惨不忍睹。温州1990年工业仅增长5.8％，台州1990年GDP仅增长4.8％，都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过的低增长。

　　就在1991年底，省内一家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篇论文，把姓资姓社问题上升到了“导致和平演变”的高度。文章指出，“对于改革开放中任何一项重大措施的出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完全必要的”；“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阶级观点来处理有关的重大问题”。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这就是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并不缺乏以“左”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的思潮，也不缺乏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评判姓资姓社问题的市场。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难以见到公开强调必须问问“姓资姓社”文章，就是因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温州模式的力量太强了。

　　1992年2月份，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终于掀起一个新的改革高潮，浙江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从此逐渐淡化，而浙江的思想解放也进入了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为主线的新阶段。这也告诉我们，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倾听群众呼声，都必须善待群众实践，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作为执政为民的准则。解放思想不能中断，政策和言论必须经得起历史考验。

　　——正确对待“范仲淹两难”

　　范仲淹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有这样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好描述了各级干部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中的两难处境。

　　作为党和政府任命和领导下的官员，必须在党所确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思考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必须遵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遵守起码的官场伦理，近者必须直接对自己的任命机关负责，远者必须对党中央负责。

　　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还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实践的问题。在思想大解放、制度大变革时期，群众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不可能事事处处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有可能越出传统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离经叛道”式的群众实践，有时事关群众的基本生存。这时，该如何处理？

　　换句话说，官员在基层从事领导工作，必须下对得起生你养你的人民群众。

　　纵观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解放思想进程，就遇到了这种“范仲淹两难”的问题。

　　当年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1982年6月12日，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和县长林克已被免职，不久还免去了其他两位副书记的职务。

　　乐清县委领导为他们实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由此应引起我们深思是，中央的方针政策应该最大限度地顺应人民群众要求，避免给基层干部制造这种“范仲淹两难”，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当中央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处理也一定要慎而又慎。基层干部也要注意方法策略，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施的渐进性，发挥好群众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缓冲器的作用。既要保护好群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意尽量在原则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坚信随着实施的推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会作出积极调整。

　　其实，范仲淹本人已给这种“两难”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我们真的抛弃了个人患得患失的种种忧虑，就一定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解放思想上的巨大成就。

来源：《社会科学报》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卓勇良责任编辑：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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