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温州

　　年份典藏：1985年

　　1985年4月14日，中共温州市委在报送浙江省委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文件中首度出现“温州模式”的字眼。所谓“温州模式”，说到底，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是“违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必须“为主”，市场（还谈不上“市场经济”）只能“为辅”。“温州模式”的实践告诉世人，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与希望。

　　今天，我们谈论温州，依然感觉神情紧绷、无法轻松。

　　30年以来，温州堪称中国经济的敏感地带。

　　在温州，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构成了两股力量，前者著书立说、激扬文字、倾力鼓吹“温州模式”，后者则模棱两可、圆润处事、审慎淡化“温州模式”。

　　两种声音、和而不同。两股力量，道是无形却有形，无形胜有形。

　　“温州模式”，可彰不可学？30年来，“温州模式”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对冲的境地。

　　尴尬的“温州模式”

　　1984年1月，时年30岁的洪振宁踌躇满志地走进温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成为“为领导贡献思想”的笔杆子。

　　那个年代的温州，处于商业行为的清醒状态，思想意识的混沌状态，洪振宁们充满着颠覆禁锢、打破常规的渴望与冲动。

　　坐机关的人总是不甘寂寞。温州市委大院里成立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汇聚了一批政府机关里的青年才俊。年长几岁的马津龙被推举为“会长”，洪振宁做了个秘书长的角色。每临周末，不用马津龙、洪振宁发召集令，年轻人都会自发地聚拢起来，纵论时政、观点交锋、酣畅淋漓。

　　从此以后，马津龙、洪振宁结下深厚情谊，时至今日，两人成为温州当地最有“话语权”的经济学者，他们，以保卫“温州模式”著称。

　　在洪振宁看来，把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这条路子作为一种“模式”，显然是理论界的学术概括，而不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

　　“浙江省、温州市的党政领导连‘温州模式’的提法也不大赞同。”现为温州市社科联常务副主席的洪振宁回忆：1986年6月中旬，在温州召开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期间，浙江省委秘书长还特地来电话转达省领导意见，不要提“温州模式”。后来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也都多次表示不要提“温州模式”。

　　1987年，马津龙38岁，职位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一年7月，马津龙担任副主编的一本书《温州经济格局》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温州经济格局》一书的副题为“我们的做法和探索性意见”，显示出与温州官方的谨慎与犹疑。

　　《温州经济格局》的出版过程有着耐人寻味的细节。1987年上半年，马津龙怀揣书稿赶到北京沙滩北街2号接触上了红旗出版社，出版社领导审阅了书稿，又请示了上级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最终还是没有出版。回到温州，马津龙又联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最初我们起的书名就叫温州模式，但鉴于‘模式’这个词比较敏感，所以改成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认可的标题。”

　　“温州模式”不能大张旗鼓地对外言说，马津龙有点郁闷。那个时候开始，马津龙着意追求独立发言的学者立场。1988年10月7日，马津龙在《温州日报》上发表了《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一文，旗帜鲜明地为民营经济鼓与呼，这在当年实属需要勇气与胆量的非常之举。

　　慎提“温州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成为温州官场的一种“显规则”。但是，以马津龙、洪振宁为代表的理论界人士、以及新闻记者们却乐意用“模式”来概括温州经济格局的特点。“两者对‘温州模式’提法的不同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对‘模式’的不同理解。党政部门的领导人往往认为既然号称‘模式’，就具有普遍适用的含义，甚至可以照搬照套；而理论界认为‘模式’是多样性和变动不定的。”洪振宁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1998年5月，经济学家钟朋荣在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称：“温州模式”一词，是外地人的说法。直到现在，温州的干部似乎还没有接受这一说法。

　　“温州模式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勇敢突破，说到底，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模式，所以，温州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遭遇那么多责难、非议与打压，一点不奇怪。”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洪振宁如此表达观点。

　　“温州没有模式。假如说要有模式的话，温州就是不断创新的模式”。这是李强（曾任温州市市委书记）、钱兴中（曾任温州市市长）的共同观点。1996年至2003年，钱兴中担任温州市市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观点是，“温州既无模式，更坚决拒绝模式，模式是一种套路，如果有了模式，温州的发展就有了限制，就会放慢发展的脚步”。

　　历任温州市委书记似乎都在有意地避让“温州模式”这个字眼。2004年底，原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出任温州市委书记，一次党代会，王建满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改革开放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但不知何故，最终成形的发言稿里把“温州模式”改成了“发展模式”。《温州日报》原文登载王建满的发言稿，也被特别告之：“‘温州模式’已改成‘发展模式’。”

　　为“温州模式”正名

　　马津龙、洪振宁，因捍卫“温州模式”而声名日隆，身居意识超前、思维活跃的温州，他们见证民营经济的勃然与兴盛；然而，马津龙、洪振宁的内心又充满苦涩与无奈，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以学者的执拗与坚忍“抵抗”着内外部对于“温州模式”的漠然与攻伐。

　　他们俩的这种“捍卫”，在很多时候被讽为“不识时务”。

　　有人就说，以马津龙为代表的温州本土经济学家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已经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新的温州经济学领军人物以及新的经济理论可以取而代之了。对此，马津龙淡然而坦然。

　　“杭州是浙西文化，温州是浙东文化，或许是文化上有差异，杭州人总是不理解温州，温州人的另类是一种必然，因为温州没有杭州那么优裕的自然条件。这30年，温州始终被关注、被批判。温州的产业集群方兴未艾之时，有学者据此赞赏温州是浙江‘块状经济’的发祥地，但是官员们则批评它低、小、散，要提升要整合；当温州的民营企业玩点资本运作时，外界又诟病说是皮包公司行为，我们据理力争将这定义为类耐克模式的‘虚拟经营’；当温州企业向西‘运动’时，有学者开始鼓噪说温州企业不要成为‘经济蝗虫’，温州要警惕‘产业空心化’。这30年，温州始终不被外界完全理解，甚至是误解与曲解。好似挥之不去的魔咒。”说起这些，洪振宁不免幽幽然。

　　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一度被外界广泛赞誉，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单就市场意识而论，温州的商人比官员强。洪振宁认为，“温州模式是体制的优势，是改革的优势。2003年，温州提出创新模式，依循科学发展的路径转变，温州模式也由改革的模式转变为发展的模式。”

　　最能代表、诠释温州特质的民营企业家是谁？“以前是王均瑶，现在是南存辉。”马津龙、洪振宁异口同声。

　　王均瑶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将温州老板的率真性情表现得纯粹而彻底；南存辉信奉中庸、举止稳健，体现了温州商人的商业智慧与精明头脑。

　　1991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视察正泰，当被问及个人收入，28岁的“私企老板”南存辉支吾吞吐、语焉不详。李瑞环笑了，“不要怕露富嘛。”

　　席间，听闻温州当地私营企业忧惧政策生变，大多还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不敢“脱帽”。李瑞环表态：干吗戴那么多帽子，剃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李瑞环的话让南存辉“胆子更大了”。

　　以10年为界，洪振宁将温州商人的3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吃苦精神、商业智慧、合作意识。“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赚的是投机的利润，90年代赚的是经营的利润，现在的温州商人赚取的是合作的利润。30年来，温州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新闻媒体是一手拿着显微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审视温州，而温州人则是透过望远镜看世界。”

　　经温州市统计局测算，2007年温州市民营经济增加值为1741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0.7％，比浙江省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官方语汇里，一律统称民营经济为“非公经济”，马津龙觉得这样的表述不妥当，“带有身份歧视意味，应该改正”。

　　2009年，马津龙60岁，官场“失意”的他似无遗憾。现在，马津龙“挂”着温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调研员的“虚衔”。

　　“他是独立学者，始终不渝捍卫温州模式”。马津龙认可这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