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年中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全国试点后，民间金融“阳光化”更趋明确——《放贷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方案目前已提交国务院，最快可以明年出台。
不过，有“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则表示，小额贷款公司和放贷人条例在诸多规定上可能有重叠和交叉，但不能完全等同，应该让各自发挥作用。
正名
据报道，未来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准入门槛参照今年央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相关规定，并可能适当放宽。对于未来民间放贷机构和放贷个人的贷款利率规定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
根据《条例》的初步方案，未来放贷人注册的资本金最低是1000万元人民币。
在国际上，南非《高利贷豁免法》规定，机构或个人只要是发放5000美元以下的贷款，不管其利率高低，只要到管理机构登记就算合法。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定，任何人经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利率、金额、借款时间和偿还方式由借放款双方自行约定，但利率不得超过规定的年息上限6分以上。
不过在杜晓山看来，基于建立多层次农村和中小企业信贷体系的考虑，如果是个人开办借贷业务，个体放贷人放贷的客户群体和放贷规模应该在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之下，但在农村资金互助社之上，应该让多种借贷形式存在，形成可多种选择的局面。
现在江浙一带的民间借贷年息高达100％～120％左右并不少见，两相比较，贷款利率规定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规定能否真正“招安”民间逐利资金？
温州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民间借贷利息虽然高，但放贷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而未来《条例》在门槛和安全性上可能更高，而且受法律保护，估计愿意执行《条例》的人不会少。
行动
“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台放贷人条例的必要性很大”。湖北一家村镇银行的行长告诉记者。
杜晓山也认为，社会对民间融资已经有了利大于弊的基本看法，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资金链相对紧张，出台《条例》将增加合法的融资渠道，对于刺激经济发展也有帮助。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温州市场上的民间借贷规模在6000亿元左右，占当地金融市场份额的20％左右。目前已经有不少温州企业先行开始在各地考察，考虑《条例》出台后放贷的可行性问题。
据悉，除了在本地提供资金外，不少企业也已走向了省外。而周德文表示，未来允许个人放贷，异地授信的现实性不太高。“比如在温州，这是熟人社会，彼此间借贷容易放心，如果一个陌生的四川人来温州融资，是很难融到资金的。”
对于未来民间借贷合法化，温州长宁电器董事长邱国宁一直很期待。他表示，如果允许个人放贷，风险可能会比成立村镇银行要大，那么首先最看重的是借贷人的人品，然后是公司的资产总量和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如果这些都具备了，总体的偿债能力就有保证，个人放贷会比银行更谨慎，因为都是个人的血汗钱。”
冲击
注册成立、只贷不存、贷款利率最高不准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小额贷款公司和《条例》草案在多处提法上都相同。那未来《条例》出台对现有的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有何冲击？周德文认为，如果《放贷人条例》中允许个人和企业从事放贷，现有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实际意义不大，将来会自然过渡到放贷人模式。
据了解，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温州，有上述“过渡”想法的企业不在少数。拿到银行牌照是很多企业和投资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因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也就被企业看做是成立村镇银行的过渡形式。“要么就拿到银行牌照，要么就直接可以放贷。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未来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合法途径升级到参股银行，就不必先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再转制为银行了，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就多此一举了。”上述温州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杜晓山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和放贷人模式在诸多细节上也有不同。比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相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不超过两家的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金50％的资金。“估计这种杠杆比例，随着试点的深入还会选择时机加大，但是个体放贷人是否也可以融入资金，可以向多少人融入资金，会不会成为非法集资等，在规定上就应该有不同考虑。”
目前，关于条例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最终确定，在一些基本方向上，小额贷款公司和《条例》的重叠，让业内人士更加关注未来出台的条例将如何处理这些细节。据了解，早在两年前，央行就已经在筹备出台《放贷人条例》，但由于多方争议而迟迟未出台，此次草案提请国务院，并有消息说最早明年1月份可以出台，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表示，可能也不会很快。
香港 《放债人条例》
任何人士（不论放债人与否）贷款或提供贷款，其实际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60％），即属违法。如贷款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
南非《高利贷豁免法》
机构或个人只要是发放5000美元以下的贷款，不管其利率高低，只要到管理机构登记就算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