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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大王”到“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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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着一场巨变。在这场巨变中,变化最大的是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变化最大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从1978年不到国民经济总量的千分之一,发展到今天的超过全国GDP总量的60%,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巨变中的巨变。

  温州,一个民营经济神话的代名词。仅此,就注定了它将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只标志,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嬗变过程中的一个符号。从“温州八大王高调平反”,到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到“温州模式领骚全国”,到“怒其不争的GDP总值”,再到“时待复苏”,温州步履维艰又富满传奇全部历史,折射的恰恰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改革之初,无数的温州人,冒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并实现着他们的梦想;靠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劳,在商海的搏击中,演绎了一代创富者的传奇。他们的经历无论是曲是直,结局无论是悲是喜,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一滴水中我们总能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是全新的世界。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温州八大王”是改革开放时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温州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同样,作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山源祖的“温州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风光和酸楚的非凡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柳市有钱人。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源地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柳市,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甚是得意。可是好景不长,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

  据郑元忠回忆说:“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郑元忠这样回忆说。

  在1982年,“八大王事件”一越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

  1984年4月,“八大王”被平反。被释放出来的郑元忠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年之后,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曾经从体制上成为被打击对象,再到高调平反,“八大王”的命运转折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他们的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风雨交加,开拓求实

  温州人能够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整个民营经济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社会主义心理所不能允许的。

  那个时代,温州家庭工业突出,雇工经营最多,成为众矢之的,一而再地被诬为资本主义复辟基地。所以温州“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一时间沸沸扬扬。外界对温州模式的批评、责难、猜疑和非议之声总是不绝于耳。

  但即使是在外界如此喧嚣的氛围中,温州民营经济却仍旧火速的向前奔跑着,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打开局面。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温州,不过很少有人没用过温州的产品。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 %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温州也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全国第一个制订私营企业条例,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等等。此外,神奇的温州人不仅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联系在一体,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温州人的经济发展,不但加快了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新温州的步伐,而且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温州模式”已被全国许多地方复制。“温州模式”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的先行者和模范者。

  艰难险阻,突围不易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20年中,温州的GDP增长速度在浙江省内11个地市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但自1998年到今天的十来年里温州经济增速开始相对慢于浙江其它一些地区。

  世上没有长胜将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领先水平,有快有慢也不足为奇。浙江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而温州经济增长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领跑速度,“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现在让其他地区“领跑”一下,在增长速度上超过温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温州经济发展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去刻意追求高增长,而是增长质量、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等。据官方资料统计,温州经济仍在高速增长,而且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速。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2157.0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28362元,再按年平均汇率7.6 04折算为3730美元,其中市区人均GDP达64675元,折合8505美元,首次突破8000美元大关。所以说,温州民营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快速势头,主流还是正常的、健康的。

  温州不容易,就浙江省不同地区的比较而论,温州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原来经济基础等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但是,当我国经济体制和改革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之后,各地都在鼓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也就逐渐弱化了。

  再稍具体点比较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在今后一个时期,在长三角经济迅猛崛起的背景下、地处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的区位条件和吸引外资的潜力将远优于温州,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也好于温州,因此杭州湾两岸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都会快于温州;而衢州市、丽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数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低而引来产业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也有可能也不会慢于温州。由此看来,在浙江省内GDP增速的区际竞争中,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的相对放缓或许还只是一个先兆,即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温州经济的增速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

  潜质仍在,凤凰涅

  温州模式没有终结。温州模式是从当初的家庭作坊到前店后厂,乃至到后来不断做大做强的股份合作制或者股份制企业,始终保持着产权明晰,硬预算约束等典型的民营经济特征。这样的产权结构不同于苏南模式的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产权主体越来越模糊,机制越来越死,重演国有企业弊端的集体经济。所以,这样的温州模式亦使得政府越来越类似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可以说,温州模式依然充满活力。

  再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民企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柱。国企改革的前景是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国企改革有大量职工下岗,能够吸收这些下岗人员的地方就是民营企业。而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离开民营经济更是不可想像的。这些分析说明,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仍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温州模式也仍旧占有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只是在制度上陷于微势,少了当年那种顶着压力而不断开拓创新的冲动、激情和冒险精神。

  如果说创新是未完成的成功,改革是革命,那么在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温州,借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温州的老百姓是这么的努力、务实、敢于创新,拥有丰富而较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又有大量的货币资本积累;且温州的各级地方政府也是这么的努力,努力转变着观念,期待着更好更快的发展。

  时下,温州民营经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技术落后、不成规模、低能高耗、环境污染;缺乏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缺乏属于自己的产品品牌;资金周转缓慢效率低下和融资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温州人并没有退缩。正如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等企业家说的那样: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危机是胜利之父。温州人一定会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中,浴火重生,再造一个“新温州模式”。

  温州曾是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温州又曾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从二十世纪一直争论到二十一世纪。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温州也就是非不断,争论不断。是非的焦点,争论的焦点,就是温州模式。从八大王有罪无罪之争,到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从每况愈下的GDP总值之争,再到模式生死存亡之争,真是争不断,议还乱啊!

  但温州从未停止过探索与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经济经历了艰难困苦,蜿蜒曲折的道路,经受了风风雨雨,雷鸣闪电的考验,又创造了举世无双,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著名的经济学家钟朋荣教授说:“温州的几十年,等于亚洲‘四小龙’的35年,等于西方国家的100年”,温州民营经济所创造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艰辛历程。温州用自己每一步踏实而坚强的脚印见证了这一切!

 


 

来源:观察与思考 责任编辑: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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