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 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温州模式也因此得以诞生。 而异常强大的家族力量， 则是温州模式的支点
文 ·杨海鹏
当记者最大的乐处，是且行且知，于我这种饕餮之徒，还有一个且吃。与朋友聊温州模式，在遥隔7年之后，苍南金乡镇破败市街上的猪油炒海瓜子，仍旧可以勾出我一肚子馋虫。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终日在苍南的山陬海角徜徉，寻找所谓“温州模式”的幼年故事。
关于温州，很多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温州的政治老人，如1980年代先后担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董朝才的版本，就与煌煌十大册的《温州经济丛书》不一样；而袁、董这些老人的叙述，与乡野小老板的故事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温州，而温州只有一个。直觉上，我更相信袁、董和民间人士的叙述。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史上，很多历史叙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面对繁杂而矛盾的史料、新闻报道、辩护人的论文，那些人和事，往往让人觉得置身于一场不散的假面舞会。温州的真身，也似乎被掩盖于亿万文字之下。
没有被“计划”过
我之解读温州，或是从台州找到入口的。
温州和她北面的台州，说起来市场经济起步差不多，发展模式也相同。在温州模式备受敌意时，台州隐身于温州之后。台州人好交友，多爽朗健谈；温州人多把所有操文字业者视为官家人，言语或有隔膜。
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围棋国手俞斌长大的天台县水南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建国50周年之前，该村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距离县政府仅2公里路，但对于这个人口高达万人、以许姓为主体的血缘村落，政府却一直苦于无法渗透。
她有隐形的“议会”，叫“三防会”；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机构”；还有“马刀队”、“刺刀队”，分属“内务部队”和“国防军”系统。代表政府的执法机构，一直无法进入该村落。在建国后，其与邻村的武装械斗发生多起。
天台的政法委副书记，曾在一年内抓了十几个宗谱的编辑班子：“一修宗谱，便记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旧恨，稍有小摩擦，勾出先人往事，各自拉亲族参与，就演成‘世界大战’。”“温州人也修谱，人家是集合资源做生意，但我们这里就是械斗。”
这些身材多瘦小的农民，为家族利益多肯慷慨赴死，让人无法不惊叹这种传统组织的凝聚力。而在比天台县更加天高皇帝远的温州苍南，宗族械斗、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械斗亦多见闻于人们的回忆。
这是个幅员1272平方公里，隔山就是福建，起码有五种无法正常交流的方言的县，1981年由平阳拆分而成。
当时，政府的临时班子，请来了上海的城市规划专家，也是苍南金乡人的殷体扬，为未来的县城选址。他从贸易、交通和城市发展的角度，认为当时常见走私者交易的鳌江南岸入海口一带，最为理想。但这个选择，引起内陆说闽南话的语族的不满。几经反复，政府最后让步。
温州当时在战略上，被认为是一旦台军登陆，即应放弃的滩头，是故国有投资甚少。浙江全省的人均投资，已是全国最末，而温州则是全省最末。温州地狭人稠，没有计划经济之周到照拂，人们只有自求生路。
家族，也因此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显。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很多人后来援引远距现代千年的温州先哲叶适和永嘉学派的实用主义思想，来说明今日的温州人之所以富。
然而，在近古和现代，温州商人相对于浙江其他地方的商团，声名不著，更不用说与明清的晋商、徽商、扬州商人，以及近代执上海现代商业牛耳的宁波商人比。从商业文化的积淀和商业传统上言，这种说法太牵强了。人均识字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经济资源，温州底子之薄，几同乞丐。如果找理由的话，没有被计划过，或是温州的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下人和人的关系，取向于上下之间的忠实，而不是横向的合作。温州人只有在血缘地缘上建立平等合作，才有生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家族成员间的信用和责任，形成了资源的积聚和社会保障的供给。
几年前，我手下一记者采访三峡移民。他们痛斥政府腐败，但我遍观稿件，发现证据不足，觉得真实的原因是政府希望这些移民分散安置，尽快与当地人融合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这个网络是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处在这个网络中，困顿时可以得到救济；病老时可以得到扶助；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也可以向邻人借桌凳碗筷。在农村金融破败的情形下，这些移民根本无法在民间融资。记者再一调查，果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在鄙远的温州，民间社会还保留得十分完整。“我到温州时，最先眼前一亮的是女孩子的着装。杭州还是满城蓝色列宁装时，温州女孩子可以穿上非常时髦的碎花裙。”袁芳烈说。没有被计划过，也就没有被身份社会扭曲审美追求。在进口电影或书报上，偶然窥到的外国女装，第二天就会被穿上街头。女孩子们竞相比较女红水平的高低，而不是服装带来的身份暗示。
他当时未明白，以后成为温州工业支柱之一的时装业，正是发轫于此。
温州的市场经济是自己生成的。当时被视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中国历史的固有的逻辑发展，在那里没有被打断。
家族的组织力
我一直喜欢阅读关于中古时期中西交流的著作。在几百年前，很多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曾经到过中国。我好奇的是，那是以贵金属为交换媒介的时代，一个人孤身远行，成公斤重的贵金属带在身边，无疑会带来不测的风险。
一本传教士的传记给了我答案。他从意大利到中国，先跑到一个犹太银行家那里，将大部分金币换成一封信；随后，他乘船到了印度的果阿，把信交给另一个犹太人，兑现了部分金币；他再带着果阿这个犹太人的信到澳门，从澳门一个犹太人那里最后提现。
在帆船时代，有如此远程的信用，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这几个犹太人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中世纪的犹太人之所以能控制商业，一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化，没有祖国；二是因为他们强有力的家族联系。这是一个各个宗教相互敌意的世界，没有武力的犹太人在其中发现市场的缝隙，而敌对的政体和宗教也不得不利用这个民族的信用，作为彼此交流的媒介。
有学者在1990年代初期观察过温州乡村的祭祀活动。各房各支各家，均有尊长，负责祭祀费用的筹集。族人多文化不高，但公开账目的水牌一清二楚，绝无贪墨。而宗族活动的执行机构“首事会”，绝对敬于其事，不会用控制的经济资源瞒着族人进行投资活动。在他们看来，投资是族人的企业做的事情，而作为“公家”的“首事会”只提供祭祀、抚恤、公共建筑维护等“公共服务”。“政企”之界限分明，我们或要学习一番。
他观察的家族是平阳腾蛟镇的苏氏家族，数学家苏步青的父族。
然而，犹如宗教是科学之母一般，家族祭祀活动让学者们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雏形。在组织形式上，这种祭祀活动的安排，或与股份公司的商业活动同构。以后在温州遍地开花的股份公司，亦是以家族或亲族成员的合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相形于当时日见破落的城市国企，他们在制度上已经是先人一鞭了。
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国家，大多也是在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宗主国的管制下拥有相对的自治权，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执政权虽非世袭，但也是几大商业家族轮流坐庄。而这里发生的所谓“市场经济萌芽”，其制度创新、技术进步、金融发展，也与地中海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东出现新的强权，中国货物如陶瓷、丝绸被抽取巨额关税，商业利润陡减后，他们开始仿制瓷器和丝绸，向上游发展。而到今天，意大利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仍然是家族企业。
当时，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槽，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样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
清末，中国最有力的组织，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的各个子系统中莫非“子弟兵”。以具体的乡籍组军，他们打败了洪秀全假托上帝的拟血缘组织，而且绝少内讧。宗族，在传统到现代化过程中，其组织力之强，也可见一斑。
在如今的温州乡村，家族力量异常强大。家族多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经济活动多秉着类似苏氏“首事会”的那种态度，让企业家群体决策，政府辅助。
制度创新的成果
有相当多的史料谈及当时苍南沿海乡镇的许多制度创新，比如股份公司和私人钱庄等。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苍南海外有一个叫东墩的岛屿，是台湾渔民和苍南渔民交易货物的地方。温州学者朱康曾对笔者说：开始时，台湾人在晨昏时与我们的渔民贸易，收取人民币，但后来他们发现有假钞，于是要求改用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出名的货币—“袁大头”。温州人有一个全国性网络，弹棉郎、修鞋匠、理发师，等等。他们开始在国内收银元，在一个月内将“袁大头”从8元炒到20元一枚。交易的货物，包括手表、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尼龙伞、打火机、太阳镜等。
一位早年参与交易的乡镇官员对我说：当时钱存在银行肯定不划算，“我们家族的人只有我是初中毕业，到过杭州，算是见过世面的。于是，亲戚都把钱两三分利借给我，或者入一份股。只要钱不是用来吃喝嫖赌掉，亏了他们还会借给你”。在1980年左右，他已完成了近10万元的原始积累。
这种非正规的贸易在几年间走入低谷，但它给温州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用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摊点，以后成为私人钱庄的雏形；上岸的货物，如打火机、手表、太阳镜等有破损，产生了维修匠；通过维修，他们掌握了制造技术，成为制造商；货品的商标破损以及后来的仿制，也带来了商标印刷业的繁荣，到现在仍然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而最为宝贵的资产，是号称分布于全国的10万推销大军。这些贸易货品断档了，但是这个网络还在，刺激了苍南和温州仿制品的生产。而每一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零部件的配套，几乎都是通过家族组织来完成的。
杨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