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瑞珍：创造一个内丘模式

　　严瑞珍1929年7月出生于温州市鼓楼街一个经营“严日顺瓯绸作坊”的殷实人家。小学从温州中学附小毕业，初高中就读于永嘉中学(现温州二中)，1948年考取南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研究生，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严瑞珍历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理事、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农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评议委员，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顾问，《农业经济问题》杂志副主编等职。

　　长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农村改革等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主持“中国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世界食物体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课题)、“中日农村经济的比较研究”(日本基金会项目)、“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研究”(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转轨时期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与政府行为的轨迹”(国家教委博士点研究基金项目)、“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福特基金资助项目)、“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世界银行项目)等大型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了《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中国贫困山区发展道路》、《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世界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等19部著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

　　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并自成体系。他首次把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获薛暮桥价格奖；是他首次提出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的方针；是他首次引进“产量比”的方法，科学评定土地的经济质量；是他首次提出“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的论断等。代表作有《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吴玉章科研奖。1995年，他在河北内丘县创建了太行山区脱贫和发展试验区内邱——有人称之为“内丘模式”，获1997年国家科技扶贫奖等。

　　贫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但首先是指经济范畴的贫困，即物质生活贫困，可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的存在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因而，贫困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同时，贫困又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人类共同要摆脱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实现脱贫致富，人人过上文明健康生活这一伟大目标，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为之献身。

　　在中国有一学者用自己毕生的心血为中国西部贫困问题皓首穷经，呕心沥血，并开创性地创造了一个扶贫模式——内丘模式。

　　这位学者是严瑞珍，温州人。

　　严先生的家居住在北京五环边上，虽然有点远，可是环境幽静，如同置身花园之中。他家的住房有130多平方米，很宽敞的。师母王沅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现已退休在家。孙子的父母远在美国，现在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师母为了不影响我们的采访，特地把聪明淘气的孙子带到了楼下……

　　从小结下了“三农”情结

　　金：贫困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存在。从学术角度来说，研究者也不少。《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是您的学术代表作，还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大奖。据我所知，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是孙冶方经济学奖,民间有“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这是对您为中国脱贫致富付出心血的奖赏。对此，您有何感言？

　　严：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1992年《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出版，1995年获得了孙冶芳经济学奖。这当然是高兴的事。孙冶方经济学奖分论文和专著两部分，我的那本书获得专著奖。多年来，农业经济作为部门经济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的功底普遍较差，比起宏观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来，在理论上取得突破不易，在理论界获得承认，更是不易。也许是我的书在理论的抽象上取得的成果被学界所看重，这是当时部门经济学界唯一一本获得此奖的著作。现在看来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有待进一步的修订。

　　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的贫困问题是个中央关注，百姓关心的问题。《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尝试着从理论上研究贫困山区的发展问题。当时这项工作还很少有人去做，而我仅是先做了一步，从而得到关注。我在这部书中提出，一是贫困山区的脱贫与发展要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造自给自足的小农；二是要看到技术扶贫在扶贫中的重要地位，做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要实行人口、生态、粮食、资源、温饱及落后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任何单项措施，都难以奏效；四要变山区的自然及劳力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五是要变资源的反向利用为正向利用型式；六是要有把商品运送到市场的运输、储藏、销售、信息等第三产业的配套，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七是要发展针对贫苦农民的专项贷款，解决山区发展的瓶颈问题；最后，要有特殊优惠的扶持政策，纠正适用于平原但有损山区的政策等等。

　　金：温州是鱼米之乡，当您在家乡时是否知道中国存在贫困问题，并立志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寻找出路？

　　严：知道的。我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记得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一家躲避到郊区郭溪宋岙的一农民家里。那时房东老大娘家徒四壁，冬天里，披着一件破烂的旧棉袄，点着昏暗的菜油灯，深夜里编织草席，贴补家用。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第一次从老太太的身上看到了农村的贫穷和经济萧条，从而种下了为农业、农村、农民做点事情的“三农”情结。

　　1948年，我从永嘉中学(今温二中)毕业后，一连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山东医学院等五所大学，可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就是为了寻找解决贫困的道路。然而，进入南京大学之后，大失所望了。

　　金：您的“三农”情结从小培育而成。以做人来说，也算是从小立志。一个人年轻时存志高远十分重要。但又听您说的，进入南京大学之后，大失所望，此话怎讲？

　　严：在温州读中学时，接触了一批地下读物，其中就包括《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我的人生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大学里学的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岂不大失所望？这样我就转向学生运动，尽管我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可是“三农”情结，却始终没有变化。

　　我为温州模式感到自豪

　　金：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在这转换过程中您是如何转换的，是不是您的学术成就与许多学者一样，主要成果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您能说说其中的变化吗？

　　严：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式走上学术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一是改革开放至今。上世纪50年代，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力经济方面的研究，如农牧关系、肥料等要素的使用等，而主要成果则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是改革开放给我的机遇。所以我时常说，今生有幸，赶上了做学问的大好时光。

　　金：有人说您创立了“脱贫与发展的内丘模式”。我们知道，千百万的温州人“敢为天下先”以民营经济创立了温州模式。您一个人却在外地也创立了一个扶贫模式。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温州人创造的另一个模式。您能说说这个模式吗？

　　严：温州模式是温州人的伟大创造，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作为温州人感到十分的自豪。

　　你说的内丘模式那是扶贫与发展的一个路子。1985年，中央提出扶贫战略部署，我就开始关注这个课题了。1987年，我到德国福莱堡大学讲学，争取到了一笔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基金。回来后，我们选择了地处太行山的内丘县作为扶贫发展试验区，和德方开展合作研究。

　　内丘是个贫困县，满山遍野是石头，既无水又无土，不见树木，农民只能在河床滩地挑土成田种庄稼，洪水一来，冲个精光，因此世代贫困。我们和德国学者到内丘山区进行考察，发现这里虽然满山是石头，但这石头在地质学上称作片麻岩，破碎之后很容易风化。于是，就发动群众爆破开山修梯田，引水上山，种苹果、板栗等果树，同时在果树间套种花生，当年见效益。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生态建设、发展交通、供水、技术引进、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项目，使试验区人均粮食拥有量由原来的140公斤上升到349公斤，人均收入由原来的377元增加到2340元，基本上解决了当地1万多人的温饱问题。如今的内丘，可谓是绿树满山坡，处处水果香，内丘县人民政府特地在试验区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千秋伟业，功德永存”，有人称此为内丘模式，其基本点是：生态建设是基础，商品性的支撑产业和引入市场经济是核心，推进包括交通、信息、农田水利、市场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条件，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引入是切入点，全面推进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是关键，有领导的民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是保证，实行全方位推进。

　　金：既然是一个脱贫发展模式，是不是有其借鉴或者推广的价值呢，您是否将内丘模式运用到其它地方？

　　严：有的。我们根据内丘经验，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因地制宜开展促进农村发展项目。由于当地建有牛奶加工企业，我们引导农牧民养牛养羊，建立养殖基地，为企业服务。同时开展了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和6000亩的植树种草水土保持生物项目，引入电网和饲料机械加工配套建设，并开展了村卫生室和小学校舍的维修、信息化远程教育、贫困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硬件和软件建设项目，使一期项目户收入不断上升；二期项目户也开始受益。

　　粮食会有面包也会有的

　　金：当前世界上除贫困这个共同话题外，石油和粮食又是个热门话题。我知道您曾出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一书，您认为世界粮食问题如何解决？

　　严：5年前，我曾经主持过一个由美国福特基金资助的项目：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粮食问题。为此，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

　　根据我的研究，将最稀缺的耕地资源的四分之三配置于我国最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是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源。中国人多土地少，土地是我们的劣势，劳动力是我们的优势。而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与我们相反，他们有土地，但缺乏劳动力，劳动力成本高。所以，要开发水果、蔬菜、水产、畜牧等劳动密集型农业，出口水果蔬菜等商品，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样可把外国的土地转换成我们的耕地。这就需要农业的战略性转移。

　　至于世界粮食问题，我说“面包会有的”，因为粮食保存成本高，国外农民土地抛荒严重。价格上升，市场会把全世界现成的大量土地资源动员起来用于粮食生产。我对世界的粮食问题是乐观的。我的这个观点已经说了十多年了。

　　金：您花费了大量心血研究中国山区的脱贫致富，咱们老家也有贫困山区，您对温州山区的脱贫与发展有何建议？

　　我还有一个“家乡”情结

　　严：我有“三农”情结，其实还有另一个情结，那就是“家乡情结”。自从读大学起离开故乡后，对温州一直总是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温州有贫困山区，我很愿意为她做点什么。明年我可以不带研究生了，但研究仍可继续，届时我可以到温州走走，做点调查研究，对温州农业发展做点贡献，我是很乐意的。

　　金：最后，我想问一个轻松的问题。当我第一听到您的名字时以为您是位女学人，后来听市图书馆馆长郑笑笑说您是位老先生，是她的舅舅。呵呵，您的取名有故事吗？

　　严：是啊，不少人以为我是女的，其实是反映了我的祖父那代的人口观。我的老家居住在鼓楼街，祖父严笑儒经营严日顺丝绸作坊，颇有名气。我父母生了2个儿子之后，又生下了我，也是男孩。于是，祖父给我取了个女名。说起来怪，接着，我有了3个妹妹。所以，我对妹妹说笑“没有我的名字，也许没有你们呢”。

来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责任编辑：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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