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是国内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4月14日举行的第六届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监管与发展”。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北大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发表大会主题演讲。演讲结束后举行了“高层对话论坛”。演讲和对话嘉宾从不同角度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澄清误区，理清思路，为今后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场尚未见底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引致的金融巨头神话的破灭，令西方金融业长期沿用的金融企业监管模式和公司治理模式，在一度奉行“西学中用”的国内保险企业高管心目中，悄悄走下了神坛。保险业应如何创新，走到了“十字路口”。

　　“当前我国保险业的主要问题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够，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保险创新，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创新的方向，使保险创新有利于提高保险业的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论坛上表示，保险创新要把握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脱离经济金融的发展阶段”。

　　“但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出现了这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全盘否定其有效做法，不能因为此次危机中一些著名金融机构的失败全盘否定多元化经营，不能因为没有出现由CDS等大量衍生品导致的问题就沾沾自喜，不能全盘否定保险资金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性，更不应当从事违背基本”承保原则“的创新，既要避免片面以市场发展要求倒逼监管改革的倾向，也要避免走向过度监管的极端。”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认为，恰恰由于危机的爆发，更需要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并汲取教训。

　　监管任务：好市场需“有进有退”

　　“这次金融危机扩散之快、蔓延之广、危害之深，其重要原因在于金融监管对市场过于放任自流，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金融体系蕴藏的重大风险，对金融体系过度依靠衍生产品实现短期繁荣的发展模式，未能及时纠正。”吴定富称，我国保险监管必须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把防风险、促发展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视作根本目标，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一方面增强保险市场活力，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并完善监管制度，为保险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备的制度保障。

　　“监管的主要任务，是构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应如何发挥保险业监管作用的话题，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梓木认为，从被监管者的角度来看，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是“有进有退”。

　　他直言，保险业近年来一直存在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状况，并且持续很久，这必然会带来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偿付能力不足等事实，这与美国金融危机无关，而是和企业行为不当直接有关，这同样造成市场的潜在需求很大但有效需求不足。监管部门的最大贡献是推进了保险业市场化的形成，但近年来监管部门批设的机构越来越多，包括总公司和大量分支机构，导致管理跟不上。市场准入门槛偏低和退出门槛偏高的现象，难以形成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议监管部门应着力研究企业的退出机制。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则认为，从资产角度看，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不断拓宽，大类资产配置越来越多，这为保险资产配置创造了条件，但这同时对防范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毕竟风险和收益往往相辅相成，从此次金融危机看，我国金融机构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未出现大的问题，源于监管部门将“防风险”放在了突出位置，这较以往的监管思路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金融危机大环境下，监管的正确引导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平安人寿董事长李源祥称，在今年全保会上，吴主席提出要“坚持发展不动摇、结构调整不动摇、提升保障功能不动摇、维护消费者权益不动摇、改善治理结构不动摇”，这对寿险业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加之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等大公司坚持结构调整的表率作用，有助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无论有没有金融危机，监管和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凸显出监管作用的重要性。”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泓称，从监管角度看，再保险业务经营者希望直保市场主体能从恶性竞争中逐步转变成正当竞争，经营模式转变为效率优先的模式，承保业务和资金运用要相互促进，监管部门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秩序良好的竞争环境。

　　公司治理：“西学中用”需结合国情

　　同样是发达保险市场，同样的监管环境，为什么有的金融机构发生严重的危机，而也有些金融机构却依然能够稳健运营？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更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市场主体纷纷反思另一个问题：即西方金融界长期奉行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结构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以前一直在学习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此次金融风暴尤其暴露出，西方公司治理存在两个重要缺陷，第一是无法制衡，如雷曼兄弟倒闭正是CEO起了决定性作用，AIG出现问题也同样因为制衡未发挥作用，其次是管理层激励不对称，即责任和收益之间不对称，导致管理层倾向于承担过多风险。”

　　缪建民说，由于要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制衡，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意识到，公司治理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公司的司情，如最近香港中信泰富事件即反映出照搬西方治理结构行不通，原因在于，中国国情下，我们拥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要求，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又存在不同要求，如国有制公司注重发挥的政治优势，在股份制公司里即不会存在，结果国有公司的权力制衡相对更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