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舆论关注应该平衡

　　有效的评论引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将事件整体舆论拉回理性客观的角度上来。“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媒体评论除了关注弱势群体的维权困境之外，更多的指出这样的自杀式维权行为不该提倡。《环球时报》就用社论《谴责T3爆炸犯罪应高于同情遭遇》表达一贯立场：舆论对极端事件的关注也应平衡，要切忌民粹化。如果同情这种极端行为甚至为它叫好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坐大，成为一种舆论力量，是决不应该的。它是互联网上价值观的一种错乱。《京华时报》评论文章称，冀中星的自杀式维权不可效仿。

　　近期公共暴力伤人事件频发，大多与维权困境有关。公众在同情弱势群体的同时，更担心无故沦为偶发暴力事件的牺牲品，而社会也陷入恐慌气氛。中国网观点中国头条评论提醒应警惕冀中星的犯罪示范效应，文章指出：“犯罪式维权”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极端行为，不可取更不值得宣扬。媒体除了不停追踪冀中星案件后面的盘根错节，同样要警惕在报道中产生的“犯罪示范效应”，要给社会展现一个更立体的报道而非脸谱化的描绘。
2、政府推诿埋下隐患

　　“首都机场爆炸案”涉及四方：一位当事人冀中星以及三个地方：冀中星家乡山东菏泽鄄城县，致残地广东东莞市，事发地北京首都机场。

　　当事人冀中星先被送到积水潭医院进行救治，因涉嫌爆炸罪，于7月21日凌晨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冀中星的在外打工的哥哥既担心又为弟弟感到冤屈，领取东莞10万“救济金”签字了事感觉被骗，父亲向爆炸案受害人道歉，希望得到谅解。从媒体不断的报道中，公众看到了底层弱势群体维权无门的无奈和绝望心情，而冀中星在机场让大家躲开避免伤及无辜以及其父亲的道歉也体现朴实善良的品质，因此舆论虽然不赞成极端维权的手段，但对冀中星的遭遇却是非常同情和理解的。

　　冀中星的家乡山东鄄城通报称，冀中星致残后多次向东莞市有关部门上访。富春乡党委、政府得知冀中星上访事件后，派出专人赶赴东莞，了解情况并协助调查。后经多方协商，2010年，东莞市公安局给了冀中星10万元。山东鄄城官员指责东莞不作为恶化事态，将皮球踢给了东莞方面。

　　由于冀中星的自残和山东鄄城的指责，东莞成为了舆论靶心。虽然东莞方面事发当晚即成立调查组，也没有草草给出结论，广东一直是舆情应对的前沿，东莞迅速反应，审慎对待是值得肯定的。但东莞厚街公安分局一句“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的情况”便为自己带上了推脱责任的帽子，有推诿之嫌。与山东方面通报有所出入之处目前仍然没有结论。虽然东莞两审判冀中星败诉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东莞方面拖了长达8年的维权案件却直接导致了冀中星绝望，对其走向极端维权之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维权、上访事件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挠头之事，如果不认真对待，寄希望于“拿钱—签字承诺—了事”，其实是埋下了隐患，最终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极端维权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耐心，探寻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法。而两地政府的说法不一，则反映出各地方政府自持立场、缺乏沟通的问题。

　　至于事发地北京机场迅速恢复秩序，并提升安检级别；北京警方的处理及时并透明，并没有受到指责。

　　舆情点评：别再等世人皆知才解决维权困境

　　“首都机场爆炸案”的新闻迅速发酵得益于各种传播手段交叉作用。新闻在自媒体上传播最为迅速且覆盖率最广，新闻客户端的端对点推送更保证传播有效性，结合门户网站和电视媒体的及时消息，随后是媒体的跟踪报道和评论引导。在这种多路径、多媒体、多功能的传播下，“首都机场爆炸案”连续五日成为国内舆论最热的社会新闻。而冀中星在做这件事之前，应该料想到只有这么大的舆论效果，才能结束他多年的上访之路。

　　舆论毫无悬念地将矛头对准“维权困境”，冀中星维权8年，曾经也求助过记者，希望通过舆论压力倒逼，但是结果却是连具有监督力的记者也无功而返。财新法治记者罗洁琪发表文章《冀中星们中国记者的心债》无奈地慨叹：媒体没那么强大。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当所有维权途径都被封堵的时候，冀中星才会选择这种极端方式，而舆论不仅没有指责反而同情。这给社会管理者的警示在于，保障维权道路的通畅能够避免很多社会负面事件的发生。

　　前不久，唐慧诉永州劳教委二审的胜诉是悲剧中的喜剧，虽然漫长艰苦，却最终让社会收获希望：求助司法以维权。法院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下到东莞市两级法院，上到最高法，都要守住这条线，这不仅有关于个人权益，更有关于国民信心。社会沉疴旧病繁多，冀中星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个，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却必须摆正态度和决心。

　　原标题 [靠舆论倒逼解决维权困境并非长久之计]